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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是孙多慈的关键之年,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作了细致的商议,当时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
可突生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仅仅两个多月,她的各科成绩直线下滑,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程度。这种状态从南京回来后,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懂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个好学校,但要真正安下心来却非常困难。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瑷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亲。
父亲和她谈起未来的取舍,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尚在几个月前南京探监的时候,她听说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了,便特意去观看。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又读到《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沉默,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同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一系列学校合并成国立中央大学。
来南京报考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不出众,而且这点才华又只显露二分之一,自然无法胜出。
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父亲也不责怪,只是道:“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父亲解释。
这时的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宗白华带孙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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