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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谁都有得意之时失意之刻,越关键的时候越要不露声色。焦躁之情既不利于处世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气度和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傲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第一忌,忌妄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功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古代《诗经》中有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第三忌,忌非议。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二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第四忌,忌贪欲。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_一,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中生亦可由心灭。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掉人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