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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心才能知道什么是最值得去做的,什么样的状态是该感到满意的。拥有赤诚之心,才能成远大之器。
一个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的时候,知足常乐是正常现象,但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还能够严守自道就很不容易了。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人湘,曾国藩在家乡训练地方团练,组织湘军镇压起义军。只有研究经学并胸怀大志的王闽运久知曾国藩大名,决定写信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告诉他。王闽运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他想用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事态发展,未到合适的时机,要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再大展才能。
王闿运认为,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既要有满腹经纶,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为人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处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他据此问题多次给曾国藩上书,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在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王闽运多次来到曾国藩驻地,反复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连横”反清。曾国藩虽对王闿运以礼相待,但对王闿运的意见,他很少采纳,因为他根本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1855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独立,遭曾国藩严辞拒绝。1860年他又一次来到曾府,极力鼓动曾国藩独立出来,曾国藩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见解,后来用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涂抹几下。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闽运便站起窥视几上,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妄”字。只此一字就足见其“忠君”之心。
其实,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下属将领即有劝进之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想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祝贺,遭曾国藩拒绝,只准他们写对联庆贺。李元度提笔写下“王侯五种,帝王有真”,曾国藩一见,当堂撕毁,并厉声斥责李元度。即便如此,其他将领所写的对联仍然不合曾国藩的心意,后来“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向曾国藩呈献一联,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连声叫好,随即传示诸将佐。
曾国藩北上“剿捻”之际,王闿运再次来到曾府,曾国藩心中虽极高兴见他,但想起王闽运前两次“劝进”,心里还是有所戒备。不想王闽运这次前来与前次判若两人,只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不论及其他。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开始时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不对劲,到后来还是听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闽运还让他做曹操。曾国藩不急不躁,故作不知,王闽运劝谏无效,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成,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王闽运一直抑郁不得志,写下了“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的诗句,可见王闿运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曾国藩寿诞之日,好友胡林翼来贺,赠联一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一见此联满心欢喜,不想胡林翼告别时留一小条在茶几上,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一见惊惧万分,旋即撕得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联上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请人转交胡林冀,再呈给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曾的修改,遂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无语。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手握兵权,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这与他处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绝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只有“地位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思想,是偏狭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努力地“效劳朝廷,忠君报清”,只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及地位而已。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此时湘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湘军的极盛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十多年来湘军将士南征北战,辛苦奔忙,都应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很多将领都想拥立曾国藩做皇帝,借此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咸丰皇帝临死的遗言,为“克复金陵者王”。实际上,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仅仅得了个一等侯。
据说,曾国藩率军攻克天京,进入一片狼藉的石头城后,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将领们齐聚大厅想见曾国藩,欲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堵上了众人的嘴。可见湘军的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出来,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做到了不违敬、不点破且明意,由此可见他的智慧、谨慎与忠诚。曾国藩放弃称帝的机会,确是怕被后人套上乱臣贼子之名,从而辱没了曾家的名声,自己前半生的修行也会随之毁于一旦。
事实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建造人生的归宿。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举动,都会成为日后成功路上的荆棘。因此,做事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