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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