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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