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曾国藩修身十二法),接着再看更方便。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诉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人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