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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声名大噪,仕途风顺,十年七迁,这在当时确实少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贵、声名的荣耀,都没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丈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差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砺志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张立志以成材。
他认为,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白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方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曾国藩认为,有志者事竟成。他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心—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以砺志。
这时,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这时在他为自励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同时,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抓住机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人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在拼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