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曾国藩修身十二法),接着再看更方便。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