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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