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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之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结局一样,何必非要勉强站在名利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获得名利的喜悦荣耀这一种。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拥有豁达、淡泊的心怀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的焦虑都是需要这些来对症下药。曾国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
曾国藩出师便遭败绩。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真实想法。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陷进各种政治斗争,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思:“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觉得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安身之处。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国藩顺畅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人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他认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时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肓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顾众多的儿女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做官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长久的考量。若能勤俭持家,即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兴旺局面。若贪图热闹,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有萧条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预计。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训儿孙,常作无官时的打算,时时谦恭节俭,福泽长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国藩认为少顾忌多优越的人,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其实,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