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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