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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