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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收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上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休止的心灵保养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本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可以轻易地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国民终身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儿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对此功不可没,但是他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人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庶吉士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是。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绝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