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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请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人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