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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国,自雍熙十三年太宗分封,到十四年刘文涣抵至交趾,正式建立安南朝廷开始,至正统二年,已有37年的时间过去了。
37年的光阴,足够两代人的成长,而在安南王室的经营下,安南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更是物阜民丰,粮米充足,极大地支撑了安南朝廷的统治。
而这份快速发展的背后,首先得肯定帝国直辖时期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基础,早有赵匡义,晚有寇准,这些帝国的能才干吏,在安南道时期,都以治绩显着而扬名升迁。
当然,作为摄政安南二十载的王太后刘娥,在她主政期间,虽则安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但由刘娥支持施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政策,对安南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同时,37年间也是安南汉化进程的又一次飞越,到正统二年时,安南汉族(当地土着蛮夷也称之为华族)人口,早已突破两百万,乃诸国之最,汉家学院、学校已经开遍诸州县,汉语的官方地位彻底得到确定,地方的语言、历史、习俗等等在汉文化的冲击下也变得支离破碎......
当安南具备如此人口与文化基础,再加上与帝国高度重合的政治体制,方可以说安南汉化的真正成功。在此前提下,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历史走向,安南都将是汉文明的核心发展区域。
而做到这一步,经早期中央帝国的大力扶持,以及无数汉家官、军、商、民辛苦开拓,前前后后,也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
开拓之不易,可见一斑。
虽然成果很大程度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但刘娥对安南发展、汉化之功,依旧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导致,有大量政敌怨恨、诋毁她牝鸡司晨的同时,也同样有大量支持者的感念。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开化,对刘娥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到后期,在安南的史册上,更为美化为“开天辟地、千古一遇”的巾帼豪杰。
不过,在刘娥执政的那些年间,在安南经济、文化、民生基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无法掩盖的问题。比如频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早期刘娥靠着王廷大义,以及出色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将以赵氏为首的安南权贵逐一摆平。
其后,又大兴特务政治,使安南朝廷的氛围,始终难以摆脱压抑、紧张乃至恐怖,这种政斗党争惯性,一直延续到刘继丹亲政后,依旧无法避免,公主党接替后党继续战斗,就是一个最显着的标志,而这显然不利益安南朝廷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遗害无穷。
另一方面,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大量汉族的涌入,成为安南王朝的主体核心统治阶级,占据了安南国大量社会资源,这极大地侵害了当地土着的利益。
土着之中,那些聪明的、主动的、积极归化者,即便心中不满,多少还能分一杯羹,但那些坚持旧统,冥顽不化,反对易俗者,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则越来越狭窄困难,生活难以维计。
结果,要么入山为匪,要么沦落为奴,或者干脆举起叛旗。当年真腊悍然侵犯安南时,能够引发安南道境内诸多土着的响应,这就是主要原因。
而又几十年过去,这种问题就更为深重了,因此,在刘娥时期,安南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为汉夷矛盾)是日趋深重的,每年都能爆发几场骚乱乃至叛乱,虽然都被官军平定了,但问题与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也是安南国长期存在的流血点之一。
还有一个流血点,则在于北部地区,尤其是与帝国本土交界地区的长期不稳定。在那里,长期盘踞着安南当地以及广南西道西部地区的蛮夷势力,名义上臣服汉统,但自主性很强,尤其在安南建国之后,则更加活跃,尤爱从帝国与安南陆地交通线上吸血。
及至建隆中期,滇黔叛乱,朝廷平乱之后,作乱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云南、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
有鉴于此,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收效是有的,难解决根本,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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