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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像一只疲倦的老狮子,沉沉地睡去。浓重的夜色里,一艘大轮船沉闷地鸣叫了几声,划破寂静的黄浦江,大摇大摆地靠岸了。乔波坐在挤满难民的经济舱里。他的思绪浮浮沉沉:脑海里一会儿萦绕着日本人镇压学生的血腥镜头,飞舞的钢鞭雨点般抽打着倒在地上的学生们,惨叫声,追赶声,凌乱的脚步声……百千齐作;一会儿萦绕的是这三个月来在监狱里那非人般生活的点点滴滴,冰冷的刑具拷打着身体、行刑逼供,伤口好了又烂……
三个月前,乔波作为东吴大学抗日学生会的主席,发动了一场抗日示威,组织学生,冲进日本商会,销毁了商会的一些重要资料,事后被苏州日本宪兵队逮捕。两天后苏州一茶商以20万大洋为赎金救出了一部分爱国学生,包括玉琪,还有他的女友安蝶儿,但栾杰、乔波、萧军等二十余人还是被关押在苏州监狱。
乔家想尽一切办法才把“罪大恶极”的儿子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了。
三个月过去了,物是人非,日本人的身影已经晃动在苏州的角角落落。
昨天傍晚上船时,他远远看到一个日本兵手持带有刺刀的枪站在北寺塔前,虎视眈眈地望着远方。不远处的学校里,有日本女教师在教日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军事占领不是真正地占领,而精神的控制,文化的渗透才是最彻底的侵略,是把百姓从骨子里开始奴化,从而丧失反抗能力。乔波的心里感到悲凉透骨。
出来后,乔波没回浙江温州的老家,而是找到苏州安蝶儿的亲戚家,从她姑妈那里得知安蝶儿出来后回上海的家了。乔波向姑妈要了安蝶儿在上海的地址,连日赶往上海,不知安蝶儿现在在上海过得怎么样了,想到安蝶儿,乔波的嘴角浮上了几丝淡淡的笑意,她的家人会接受自己吗?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使得乔波的脸上增添了几分沧桑,也平添了几分刚毅。他摸摸自己满脸的胡渣苦笑着想,走在街上,安蝶儿大概认不出来自己了吧?
“蝶儿,嗯。我的蝶儿在上海。”乔波笑了。
上海到了。
五年前,那时,乔波十八岁,陪同爹来过一次上海。当他第一眼看到黄浦江时就被这条气质优雅的江所吸引,站在江边,江风拂面,令人无比愉悦。
那天天下着大雨,他和爹坐着黄包车前往乔家在上海的纱厂谈一笔生意。下车步行到一拐角处,他发现了一只羊皮文件包,里面装有合同、文件、汇票等,乔波没有将包拿走,他想失主一定很焦急,决定在此处等候失主。父亲要赶时间见日商签订一份订单,建议等事情办妥后再来寻失主。乔波却执意要等等看有没有人回来找那只丢失的文件包,到下午来可能就会错失机会了。父亲此次带他出来,也只是让他见见世面,赶不上签约,也就罢了。于是告诉他去纱厂的路线,径直和段叔先走了。乔波怕有人冒领文件包,于是寻了最近的一家旅馆在门口坐着,看着小巷拐弯处。
果然,不久之后,一个洋人气喘吁吁地回来找东西,神色焦虑。乔波仔细问了一番,核对无误后,确定那包是他的,才拿出来,交还给了那个失主。没想到那个失主是一位英国商人,叫查尔斯,在上海做生意。他对豪爽讲情义的乔波感激涕零,问乔波愿不愿意留在上海,在自己的药铺做事。
乔波婉谢了他的好意。查尔斯留下自己的名片,恳请乔波如果在上海有事情,尽管找自己。
第一次来上海,乔波遇到了洋人,感受到了上海那种特有的浓商业气氛,他喜欢那种氛围,有时想想,会有几分兴奋。后来查尔斯来过几次信,力邀他毕业后到上海发展。
这些对乔波都有一定的诱惑力,何况蝶儿在上海。他决定一毕业,就接管乔家在上海的纱厂和药店,和蝶儿在一起,从此住在上海做生意。
回想中,船身晃动着,经济舱里骚动起来,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味。船终于靠岸了,人群往前涌去。乔波随着人群上岸了。
他站在岸上,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乔波打量着他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滩,当他再次看到了那条江,它在夜色里显得安静而优美,给人一种滋润的感觉。乔波微笑着,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温暖。他凝神着远处,见天边有浅浅的云在飘移,天似乎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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