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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这个父亲看样子也不过四十岁左右，既然是父亲，以后也只有这么叫了。胡天健心中觉得好笑，重生寄托在一个小孩子身上，思想意识大相径庭。来到这解放初期，许多事情要观察行事，不可鲁莽。听说在这个时代生活风险很大的，有文化的读书人被歧视。自己一个大学的老师，虽然不是什么大学者，到了五十年代的农村。还不是一个响当当的知识分子？
胡天健跟着胡为强一起进了屋子，朱三兰找了一身衣服为胡天健换上，自己就煮饭。胡天健一看，青色的布料褂子很大，肩膀上和袖口有几块布丁，细密的白色针脚。七岁的小弟在胡天健的面前问这问那，主要关于学校的事情。胡天健一无所知，笑着推诿。
胡为强看胡天健那样，觉得大事没有，失去记忆自己也没有办法，乡卫生院大概也没有办法治疗这样的病，还是上工赚工分要紧，对母亲朱三兰说了一声，返回田间耕田去了。
中午，家人渐渐回家，围绕胡天健因公负伤的事情议论起来。胡天健也知道，自己这个新家一共有八口人，母亲周银芝、哥哥胡天康、姐姐胡玲、妹妹胡琴、弟弟胡金狗、胡金木，奶奶朱三兰。爷爷有没有还不知道。
兄弟姐妹看胡天健摸样，也不像伤的很重，只是不记得以前的事情，心情虽然不高兴，也未感到十分伤心。一家人少言寡语。
天气很热，坐在家里身上也在不停止的毛汗。周银芝帮助朱三兰作菜，很快就端上桌子。
在胡天健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就是看着桌子上一碗辣椒炒豆角和一碗南瓜汤都让胡天健好奇。
胡为强说，下午因为怕有雷阵雨，出工会提前的，叫大家都吃饭。没有听见出工的哨子声，可以趁时间午睡。
朱三兰说：“强儿，你说这村子和乡里的人，我们家健儿伤成这样，也没有人来看看。”
“娘，健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就别说了，眼下正农忙呢，干部们都有事情。”胡为强说，“我们也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按理，天健是为修围堰受伤的，不说给给钱慰问，也应该记工分。”胡天康说，“我们家都人多，正好可以增加工分。”
“天康，你别乱说！”胡为强制止说，“思想觉悟怎么这么低，在外面可不许这么说。”
“我看大哥说的就有道理，”胡玲接话说，“什么思想觉悟，怎么别人句说我们家人多，做的工分就养不活自己家里人呢？我们就不能说他们？”
胡为强一听，阴沉着脸，筷子停止下来，严肃地说：“他们是谁？是普通的社员。你说的是谁？是政府。政府是你说的吗？我们家在解放前只有两亩田地，多谢**，我们家增加了四亩田地。如今走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合作化道路，我们家人口多，多亏政策好，我们家才能生活不比人家的差。天健上学也是受到照顾的，不然，我们家劳力少，人家还不说叫天健回来放牛赚工分？所以呢，在学校里支援社里搞生产劳动也是应该的。现在虽然说天健受伤了，但是除了记忆不中用外，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伤情。我看就不必大竟小怪的了，不许抱怨政府没有抚恤我们，更不许在外面说三道四，破坏政府的形象，你们都听见了？”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