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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之间,朝局天翻地覆,施行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的顾命制度,被彻彻底底地推翻。那些平日里仰肃顺的鼻息,将顾命大臣倚为靠山的官员,无不惊心,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而更多的人,受过肃顺的排挤打击,此时将一腔愤怒和欢喜都毫不掩饰地发泄出来,置酒高会,口沫横飞,大骂肃顺的跋扈,同时也大赞两宫的英明和恭王的魄力。
然而政务还要办。顾命大臣下狱的下狱,待罪的待罪,军机处只剩下文祥一个军机大臣,几乎变成空转,这样的状况,亟待改变。
倒不仅仅是补人的问题——补人总是容易的,关键是要将朝廷的政制先确定下来。
皇帝还在冲龄,不能亲裁大政。在这样的情况下,必得有人辅佐,代行皇权。既然顾命制度已经被砸得粉碎,那么无非是在摄政与垂帘之间,做一个选择。
摄政,现有一个恭王,算是合适的人选。然而说到摄政,多尔衮的例子摆在那里,殷鉴不远,当时若不是孝庄太后曲意周旋,甚至传出“太后下嫁”的秘闻,则帝系几乎就要旁落到他人的身上去。因此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倡议,就连恭王本人,也万万不敢做这样的念想。
既然摄政不可行,那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垂帘了。实际上,这已经是朝中大老心照不宣的事情,而恭王在热河与两宫的密谈中,彼此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默契——慈禧太后的原话是:“以后外面的事儿,我们姐俩都托付给六爷”.
这样的说法,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秉政,我垂帘!
这算是在摄政和垂帘之间,一种折中的办法,也是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之间的一种平衡。暂时来看,两方对这样的体制,都表示满意。
有了这样一个宗旨,剩下的事情就是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集议垂帘的章程。这是需要时日的事情,急也急不来,倒是另外两件事,必须马上处理,拖不得了。
一是枢臣的人选,由恭王开了六个人的军机大臣名单,呈送两宫御览。名单上的人,是恭王,桂良,宝鋆,文祥,沈兆霖,曹毓英。其中沈兆霖是户部尚书,也是反肃的健将,得了这个职位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曹毓英则是从军机章京领班,超擢为军机大臣,自然是为了酬庸他潜伏热河一载,居中调度,机谋百出,终于打倒肃顺的功劳。
第二件事,是议定八位顾命大臣的罪名。既然案子是比照谋逆来办的,那么领头的肃顺、载垣和端华,就绝无活命之理,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景寿,也该各有应得之咎。
杀肃顺,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大快心意之事。肃顺当时在热河跋扈不臣,断绝宫禁,逼得两宫俯首认错的情形,她至今想起来,仍然是恨意满盈。但为了表示对恭王的尊重,她还是问道:“照律例的话,他们三个,该得个什么罪呢?”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依大清律,矫诏窃政是谋反的大罪,不分首从,皆领凌迟之罪。”恭王大声回道。
要活剐?不仅慈安太后脸色变得刷白,就连慈禧太后的手,也抖了一下。
“这……是不是太狠了一点儿?他们三个,都是亲贵,律例不是有议亲议贵的说法么?”
“谋反之罪,不在议亲议贵之列!不然……”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两宫太后已经明白了。能矫诏窃政的,本来就非亲即贵,若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约也轮不上他来“谋反”。在这样的情形下,若是还要“议亲议贵”,那就等于说连“谋反”的大罪都可以轻轻放过,何以收震慑之效?
“看怎么能减一点吧。”慈禧太后的本意,是杀掉肃顺就可以了,凌迟之刑毕竟太过残忍,她不愿意给人留下一个刻薄寡恩的形象。于是按着“恩自上出”的说法,将肃顺定了弃市,而载垣和端华则得赏一个全尸,赐令自尽。
剩下的五个人里面,两位太后和恭亲王,独恶杜翰。他替肃顺他们出了不少坏主意,包括意图劫驾的那一回,若不是关卓凡赶到护驾,结局如何就难说了。可见杜翰罪行的程度,实在不下于载垣和端华,照理,也该难逃一死。然而——
“他是杜师傅的儿子。”恭王轻声说道,两位太后得了这一个提醒,不做声了。
这是明摆着的,咸丰皇帝能得大位,全靠老师杜受田的帮忙,不然眼前的恭亲王,当年就会成为皇帝,那两宫太后的身份,就不过是四王府的一位嫡福晋和一位侧福晋罢了,哪有今日之尊?因此无论如何,不可以把杜受田的儿子一刀杀了。
在两宫太后而言,是不可杀,在恭王而言,则是不能杀。他的心里,虽然把杜翰恨得牙痒痒的,但如果杀了杜翰,必然会被人讥刺,说他将对杜受田的不满,发泄到人家儿子身上。“公报私仇”这个名声,倘若为清议所播,担不起。
于是将剩下的五个人分为三等,景寿以反正的功劳,邀得宽免,不再加罪;穆荫、匡源、焦佑瀛,革职永不叙用;杜翰则定了充军,发往极北苦寒的乌苏雅里台。
“让他滚得远远儿的,这辈子都别回来。”二十六岁的慈禧,恨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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