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我欲扬明),接着再看更方便。
皇上肯,辅附议,准许牛羊互市之议便没有人反对,此事就算是定下来了。接着,朱厚?突然问道:“马阁老,你前些日子奏称,据大同等镇奏报,自四月开市以来,马市已赚白银近十五万两,可是真的?”
马宪成躬身答道:“回皇上,臣派员亲往核查过,各处互市共市马六千三百六十四匹,上、中、下马皆有,按每匹平均折银十二两计,共合银七万六千三百余两;又因鞑靼诸部马匹放养繁衍,多以现银交易,合计货殖近三十万两,依本利各半计算,实际盈利约一十五万两。此外,晋商贺兰石奏请朝廷恩准,另开民市,由昌隆号为牙商,统管往来货殖,两月之中货殖近五十万两,已按十成货殖一成关税的约定缴税五万两,另应按年缴纳三成利润给朝廷,因未满一年,尚未征收。”
看来,只要废除了明朝以往“薄来厚往”,打肿脸充胖子的朝贡贸易原则,西北互市还是大有可为的嘛!而且官营马市毕竟还带有一点羁縻蒙古各部的政治色彩,在交易价格等方面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优惠,完全依据经济规律运行的民市利润肯定比官营马市大许多,否则晋商集团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得专营许可权!
他在心中默默盘算了一阵之后,说:“开通互市仅三月功夫,官民两市少说也赚了近二、三十万两银子。这么说,一年下来,朝廷能开源上百万两喽。”
马宪成说:“回皇上,也没有那么多。开立互市这三个月里,每月三次每次三日的互市之所以所得不菲,乃是因去年鞑靼虏贼寇犯国门,徒费人力却未曾掠得许多粮食布帛,到了今年春荒之时,粮米粟豆就很匮乏,只得不惜银钱,高价向我朝购买。若论正常年份,想必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据户部测算,连同民市商税收入合计,一年多增五十万两收入当不成问题。”
“马阁老言之有理。”朱厚?又问道:“既然互市不失为朝廷开源之一大渠道,为何户部前些日子却又奏请在川陕两省厉行茶禁?”
这份奏疏由马宪成领衔上奏,是为户部的公本,送入大内也有近半个月了,一直没有回音,马宪成以为是皇上还有诸多军国大事要处置,一时就将这件事给搁下了,听皇上这么说之后,才知道其实皇上早就看过,对此尚有疑议,忙解释说:“回皇上,所谓茶禁,非是禁官茶,而是严榷法,禁私茶,以利朝廷与西番茶马互市。”
朱厚?一哂:“莫非朕不知道你说的这层意思?朕之所以有此问,就是想与诸位辅弼重臣论一论这个官茶、私茶之分。张居正!”
侍立一旁的张居正跪了下来:“臣在!”
“朕前些日子让你去查了历朝历代茶马互市之史料,你可查了?择其要点给朕及诸位阁老说说。”
“是,皇上。”张居正向皇上叩头,又半转过身向四位内阁大员叩头之后,说:“启奏皇上并报各位阁老大人,中原与西番茶马互市源于李唐,成于赵宋,而大盛于我朱明。晚唐之时,茶道大行,茶利大兴,遂专营禁榷,为国家赋税之一大来源,初旨仅限于充裕国用。其后茶道之风传诸西番,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蛮夷之人因而视茶如命,所需更是不菲,时有外番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但尚未成定制。至宋熙宁年间,为熙河用兵之需,委派官员尽榷蜀茶,运边易马,并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专理其事,确定贸易年额及茶马比价,实行专营,严禁私贩,茶马贸易之制由此端。经神、哲两朝治政者刻意经营,已趋完备。太祖高皇帝至正二十一年便行茶法充裕国用,建元洪武之后,南征北讨,兵力有余,惟以马为急,遂尽榷川陕之茶,贮边易马,并承唐宋遗制,先后于秦州(今天水)、洮州(今临潭)、河州(今临夏)、四川、雅州碉门等地置茶马司,几经革废改并,至今有四川、西宁、河、洮、岷、甘、庄浪、碉门等茶马司,以川陕官茶为主,辅以开中之商茶,自川西、朵甘、乌思藏一直北至哈密、吐鲁番,与西番诸夷互市,岁易马均在万匹以上。太祖以降,列位先帝也无不以茶马互市为重,专营榷卖,并设立巡视监察制度,派遣专门官员巡禁私茶,督理茶马贸易。初置四川等处茶盐转运司于成都,后改为月遣行人巡视,至景泰初罢行人巡茶之制。其后历经反复,正德二年,于陕西设立巡茶御史,著为永例;四川原由巡抚稽查,嘉靖四年归水利佥事代管,而令重夔、南安绵、建昌松潘诸兵备道分别职守,委官管理。由此可见,国朝于茶马互市极为重视,制度之详备,互市之繁荣,持续之始终,成为我朝制番、实边、裕国之国家大经,尤为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
或许是久侍御前的缘故,张居正面对皇上和内阁辅弼重臣也是面无惧色,侃侃而谈,将茶马贸易的由来、沿革说得一清二楚,又言简意赅,其他阁老倒也罢了,连任职户部多年、精通财政之务的马宪成也频频点头,忍不住插话说:“正因茶政如此重要,非但关乎国朝财用之丰,更关乎军政边务之强,实为内充军实、外驭诸番的军国要务、西鄙重事,国朝才一直厉行私茶之禁,犯者治以重律,货物入官。但近些年来,茶禁废弛,私茶大盛,商旅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权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图利,四川巡按卢孟良曾稍一盘诘即得十数万,平日更可知之。因茶政由户部兼管,户部闻知此事,才有禁茶之请。”
“户部所提奏议确系关乎国朝财用及军务的大事,不过,朕还是觉得尚有可再商榷之处。”朱厚?说:“张居正,朕还让你查了历代先帝实录及皇史晟档案,找出风宪言官或地方官员论川陕茶课之弊、茶农之苦的奏疏以及朝廷开商茶之端,也择其要点说来给各位阁老听。”
原来,唐宋以降,对茶叶这种“不可一日以无”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了严格的垄断经营和茶禁政策:唐朝时规定,凡贩卖私茶三次,每次满300斤,即处死刑,长途贩运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宋朝更严申茶禁,视私自贩运的茶商为“茶寇”,派出军队巡缉、镇压。明朝虽也实行国家专营榷卖,却有所放宽,在东南皆无榷法,商人请引纳税即可运销,不拘地方。但为了维持茶马互市,独于四川、陕陕两省实行了严格的茶禁。
川陕两省地处西北边陲,又是传统的产茶区,自洪武初年起,就在两省征收很重的茶课,如四川和陕西汉中府实行“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的茶课;官田茶园则由军士或民众承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比种粮食的课赋重了两倍有余,两省茶农苦不堪言。
为了获取与藏族易马的茶叶,朝廷对茶户横征茶课,将大量茶叶贮藏于茶马司的仓库之中。可是,宣德以后,官营茶马互市衰落,造成了大批茶叶壅积,于是明朝政府不得不将大批“积茶折官俸”,“支销其不堪换马茶叶,具奏覆验烧毁”。
当茶叶在官仓中悄悄地霉烂变质之时,茶叶生产也出现了萧条的景象。在封建经济剥削之下,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导致茶园荒芜,茶枝枯朽,茶户濒临破产甚至死亡。如四川江安县茶户所说:“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无力培植,积欠茶课责征日急,乞赐减免,并除杂役,专办茶课。”又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
另外,明朝政府又禁止民间蓄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这种“民有余茶,官买之”的茶叶统购统销制度,也给茶户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山人治茶,犹农之治菽粟。勤力经理,俯仰所资。今商茶之外,严禁私卖,又以茶多阻滞,商人不得多中,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
听张居正摆出这些史料,马宪成脸上的颜色当即就变了,从嘉靖二十二年朝廷推行新政起,他身为户部尚书,秉承圣谕厉行财税改革,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多年来入不敷出的拮据局面,其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克服了多大的阻力,又经受了官场士林多少非议诘难?皇上突然这么说,莫非是要改弦更辙了吗?
负气之下,他也顾不得御前礼仪,又忍不住插话说:“皇上奋万世之雄心,一力推行嘉靖新政,便是为了缓解国朝财政危局,并有‘开源节流,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之圣谕,臣至今言犹在耳。论及开源,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便是其中一大要务。以西、河、甘三司而论,洪武、永乐年间每年茶税可得六十万两之多;宣德以来,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至成化、弘治年间,三司每年收项只有二十余万两,且有逐年递减之趋势,臣掌户部,为国家整饬财政,广开财源计,不得不奏请皇上重申茶禁之法。”
朱厚?见他话语之中已带有强烈的不满,也不高兴了,冷冷地说:“如何厉行茶禁?是把那些贩茶的商人全部处死,还是将那些私自将茶卖给商贩的茶农流五千里外充军?”
马宪成说:“回皇上,按我《大明律》,凡私茶出境,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皆凌迟处死,全家流五千里充军,货物入关。太祖高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两万斤被赐死,连马皇上都不敢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