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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中旬,对于日本的东京这座城市来说,虽然已经过了赏樱的季节,但从单纯气候的角度来说,这个时节才是一年中最适合人们出游踏青的时间。
此时的东京城,还不像后世那样,是一座充满了现代意味的快节奏的摩登大都市,反而是一座以木质房屋为主的,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城市,当和煦的春风轻轻吹过,各色的行人填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这座充满了古典的城市衬托的格外生机勃勃。
东京城原来的名字是江户城,这座原本由江户氏豪族修建的小城,发迹与北条家族,兴盛于德川家族,最终在1868年,也就是明治1年的时候,被明治天皇改名为东京,从此成为了日本的新首都,也成为新日本的象征。
也就是说,日本的东京城这个名字,其实跟明治天皇是分不开的,而明治天皇原名祐宫睦仁,他的名字就是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因此明治天皇的威望相当高,在日本国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言九鼎,并彻底改变了天皇在日本长期作为傀儡的历史。
跟明治天皇联系密切的东西除了东京城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词,那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公认的一大奇迹,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封建国家,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脱胎换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都和“明治”这个年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完成帝国主义改造,并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
虽然明治天皇的确算是日本民族的大救星。是近代日本崛起的核心人物,但从实际来说,明治维新主要靠的不是明治天皇本人,而是围绕在明治天皇周围的一票维新志士,如坂本龙马等人。
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眼光开阔,志向高远又勇于改革进取的维新志士。日本民族才在夹缝中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时机,至于明治天皇,只不过是联系这些人的一个纽带,或者是一种被供奉在神台之上的一种精神象征,真正实施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崛起的,是那些维新志士。
所谓的维新志士,实际上是一个统称,虽然听起来很革命。但本质上还是以日本古老的地方封建藩主以及下级武士为主,而这些有着浓厚封建军事武装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藩阀势力,因此,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日本上层统治阶级的大洗牌。
换句话说,此时的日本,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至尊。是各方妥协后的产物,虽然身份尊贵。而且还开创了日本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但此时的明治天皇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虽然不能说是个傀儡吧,但也绝对不是那种像中国古代皇帝那样,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只能大玩权术与平衡。在各方势力中左右逢源,权力并不像老百姓想的那么大,因此,与其说明治天皇是个改革家,不如说他是个老道的权谋家。
为什么明治天皇主张少说多听。多做模棱两可的决策?不是他不想一言九鼎,而是模棱两可才有更多的退身之处,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天皇的利益,避免跟执政产生过多的冲突,从而在上方游刃有余,而这一切只有到了裕仁时期才彻底打破。
实际上,日本此时的国家大政,几乎都掌握在贵族元勋,也就是所谓元老的手中,这批人就是维新志士的核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倒幕派的地方藩阀,虽然这些人大都不在幕前,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内阁成员,却基本都是这些藩阀的代表。
也就是说,此时的日本,倒幕派的贵族元勋虽然逐渐凋零,开始走向黄昏,但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政,所以此时还是藩阀掌权的时代,因此,明治维新时代,其实就是藩阀统治的时代,历史上,只有经过时间的陈酿,特别是大正天皇的民主时代之后,到了裕仁时期,军国主义发展到高峰,新势力强势崛起的时候,藩阀政治才逐渐走向没落。
此时的日本内阁,还是以桂太郎为首相内阁,桂太郎出身于长州藩,是日本的陆军长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他的主张跟早已退休的山县有朋一致,那就是反对民主政治,主张藩阀统治,因此也叫山县派。
此时的桂太郎,正端坐在家中,穿着随意的和服便衣,在招待一位贵客,而这位贵客也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着号称日本民主最后守护人,大正时代开创者之称的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并非出身藩阀武士阶层,而是出自仅次于“五摄政”家的“九清华”家,所以也是出身豪门,属于官阀阶层,但实际上,他却是伊藤博文的弟子与信徒,思想上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主张民主政治,因此跟主张藩阀政治的山县派属于对立的阶层。出于政治以及权术的考虑,明治天皇让这两派轮流执政,所以这时期的日本是桂太郎跟西园寺公望轮流当首相的时期,也叫做桂园时代。所以说,此时坐在这里的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就是日本此时的权力代表,他们两个的决策,基本也就决定了日本国的大政方针。
虽然西园寺公望跟桂太郎政见不合,但私下里,他俩人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串门,并在私下里对一些大政方针做一些私人的辩论。
但是,此时西园寺公望的拜访,却绝对没有像平时那种串门子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带有别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对桂太郎来说,却绝对不能算是个好消息。
“这么说,你们都决定了?”桂太郎表情淡漠的看着西园寺公望,“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我下台?”
“不是我迫不及待。”西园寺公望也淡漠的摇摇头。接着拿手指指了指上方,“实在是您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让上面跟元老们都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已经失去耐心了,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陛下才不得不如此。”
“大失所望?呵呵,看来那件事都怪在我的头上了。”桂太郎冷笑了下,“难道我镇压那些目无尊上的大逆不道分子也有错么?如果任由他们这么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我们大日本的国体了,恐怕你跟我,还有我们的的家族,也早晚要死无葬身之地!法国跟俄国的事情,还不够让我们警醒么?”
桂太郎口中的那件事,实际上说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是日本这时期相当著名的一个事件,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桂太郎内阁的倒台。
具体而言,这个事件是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的明科锯木厂里,有一工人被查出携带了炸弹到厂。
工人带炸弹进厂,虽然情况恶劣,但这只能说是个个案。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宜过早下定论。然而,政府却一口咬定这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他的行为是要搞破坏,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在1910年的6月,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
之后,这件事逐渐开始失控,有了扩大化的迹象。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政府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
很快,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日本国民和世界其他人民的愤慨。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很多日本以及非日本籍的群众都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各国政府也在借机谴责日本。在日本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12人却于1月24日被处以绞刑。
除去正义性不谈,在这件事情上,桂太郎的政府的确做的有些不够谨慎,行动太过粗糙。因为就算要找借口抓捕社会主义分子,打压社会主义力量,但你起码也要做的像样一点,怎么说也得把证据搞的漂亮一点,更有说服力一点,只是单凭一个带了炸弹的工人,单凭一个屈打成招的口供,很难有多少说服力。
与此同时,桂太郎政府对这件事的影响力也预估不足,他们只想着尽快打压社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国内外舆论如此汹涌,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形象都大受打击,而且政府也因为这件事,导致威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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