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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月月和教授吓坏了,不知怎么办好,便让儿子舒同赶紧去喊虞新河兄弟。请使用访问本站。虞新河兄弟俩跑过来时,周建国已经清醒了。他躺在地上,脑门正中间,肿起鸡蛋大一个包,模样极其恐怖、狰狞,象传说中的独角兽。
虞新河脊梁骨直冒冷汗,太玄了,他阵阵后怕。试想,如果不是虞松远这小崽子枪法精准,周建国可能会废掉一只眼,或是废了那个长满红包的大鼻子。
虞新河和虞新民忙将周建国从地上扶起,一迭声赔礼道歉。回头再找虞松远,早仓皇逃走了,哪里还有人影。
周建国作为大队革委会一把手,没有与一个七八岁的顽童一般见识。再说,他的动机也不纯,只好自认倒霉。原来想晚上单独来“上课”,只好也暂时作罢。
周建国推车走后,虞新河还是吓坏了。当天晚上,虞新河祭出家法,让虞新民将虞松远按在凳上,扒开裤子,当着几家人的面,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虞新民举着擀面仗,一下又一下,劈劈啪啪,打在虞松远的屁股上,疼在于月月的心里。到最后,于月月趴在佘文芳怀里,差点心疼得没哭晕过去。
打完,虞松远屁股已经肿起老高,变成了红红的猴屁股。于月月流着眼泪,一路呜呜哭着,将他抱回自己家里,与教授一起,轮流用热毛巾敷。晚上就让他趴在自己怀里,搂着他睡觉。
这顿打惨烈了些,整整一周多的时间,虞松远不敢坐,不敢躺着睡,晚上只能趴着睡觉,吃饭都得站着。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于月月便将虞松远视同已出,疼爱不尽,有时她对虞松远的怜爱甚至超过了她的亲生儿子舒同。
舒同对虞松远比自己受宠,心里老大不爽,长大后还常对虞松远抱怨说,“我是捡来的,你才是我奶奶的亲孙子,我妈妈的亲儿子。”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成分不好,一个是“四类分子”,一个是“黑五类”。所谓“四类分子”,是那个年代的特有名词,是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统称,是革命的敌人和专政的对象。
“四类分子”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外出和家里来客人时,必须向村里汇报,还要定期组织政治学习,接受村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运动积极分子的训导,参加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如植树、铲雪、掏粪坑、扫大街、起堆肥等,队里最脏最累的活都安排他们干,运动时经常被游街。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的房子,与虞新河、虞新民两家靠在一起,鸡犬之声相闻,方便往来照应。位置也好,位于虞家村最南边,位于当年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
教授家只有三口人,两代寡妇加上只有七岁的幼儿舒同。舒同的爷爷、爸爸都因犯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了,妈妈便带着他和奶奶从苏南下放到苏北农村。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战战兢兢,甚是凄凉。
教授曾是省城大学知名学者,头上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平时喜欢戴一副老花镜,斯斯文文,轻言曼语。而于月月曾是省城著名的舞蹈家和舞蹈老师,能歌善舞,高兴的时候,会偷偷来上几句苏州评弹、黄梅戏、越剧。举手投足间,一派大城市文化女人的风韵和作派。
用虞松远的眼光看,于月月是全村最标致、最俊的女人。当然,在于月月和王凤来之前,这项殊荣是属于母亲和小婶的。他和弟弟虞松权始终骄傲地认为,他们的母亲是全村最标致、最好看、最爱干净的女人。
陈老师是一个不足四十岁的体育老师,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陈老师一只腿瘸得厉害,走路时象波浪一般高低起伏,东倒西歪,摇摆幅度大得惊人,很让人担心不小心就会倒到一边,正不回来。他还有很严重的咳嗽、气喘病,一说话,就要先咳嗽个不停。
由于他是瘸子,刚来时常常因腿跛,而被村里人当作耍把戏的猴子来围观。所谓真人不露相,陈老师就是。他过去的真实身份,是省城著名的搏击教练、武术教练。拜过高人为师,身怀绝技,在南北武林威名赫赫,是实战型武术大师,声震华东、华南各省。
陈老师的爱人叫王凤,是一个语文老师,也是个三十多的标致少妇。用顽童虞松远的眼光看,跟于月月婶子一样,两人比电影上、样板戏上、年画上的女人,都要俊,俊一千倍一万倍。
生在吴山越水,说着吴侬软语,江南水乡给女子们赋予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秀丽和含蓄,让顽童虞松远说不清缘由,却对她们百看不厌。他不是因为喜欢她们才说俊,而是真的俊,越看越俊。
王凤温文尔雅,说话软软的,却一肚皮学问。她博闻强记,会背很多很多的古文和古诗词,唐诗宋词和历朝历代的典故出口就来,会讲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聊斋故事。
虞松远和他的小兄弟们喜欢偷偷听她讲故事,讲古诗词,讲“三十六计”等历史典故,甚至讲成语故事。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读过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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