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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一条清波荡漾的小河,河岸旁生有一丛野蔷薇,它正开放着,是如雪的颜色。
他忽然带着我朝那丛野蔷薇跑去,我跑到它一侧才发现它盘根错节的枝蔓下居然有一个洞。
“快进去,快进去。”他催道。
我爬了进去,他也跟着爬了进来。我们就那样挤在一个灌木树洞里,手贴着手,肩挨着肩。
他穿着一身月牙白长衫,脑袋后边还吊着一根小辫子,白皙的脸颊上因为刚刚的逃跑泛出了红晕,像是初绽的桃花。
阳光照进蔷薇中,把他融进了斑驳的光晕里。那一刻,我的心化了。
后来我知道了他叫齐天鸿,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祖上历代都是朝廷的文官。那一日,他从四方学堂回来的时候经过巷子,见我被骗,便出手帮我。没想到我竟然不买账,差点累及他。
不过想想也不能全怪我呀,我当时少不更事,什么都不知道嘛。“少不更事”这词可真妙,似乎只要一个“少不更事”就能将我们年少时犯的错一笔勾销。
但我并不想将这一切就这么勾销。得知天鸿哥哥在四方学堂上学后,我就央求阿爹把原先给我请的那个教书先生辞了,让我去县上上学堂。
我原先的那个教书先生是个酸秀才,阿爹辞去他的时候,他气鼓鼓地说,我本就天资愚钝、性格顽劣,他老早就不想教我了。阿爹没辩驳什么,付了他几个大洋,让他走了。
可去县上上学堂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四方学堂不收姑娘。阿爹让我改上别的学堂,可我愣是梗了脖子不答应。
然后阿爹就说,“那你女扮男装吧,反正你也是个假小子。”我觉得亘古至今能这么“怂恿”自己闺女的亲爹除了祝英台她爹,就只有我阿爹一个。于是,我的辫子自那个时候就没了。
为了方便起见,我住进了徐伯家,以徐家少爷的身份进进出出。徐伯作为我的“阿爹”把我送进了四方学堂。我依然是四方学堂里最天资愚钝的人,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之所以收留我是因为徐阿爹很有钱。
第一天上学时,天鸿哥哥在学堂里看见我很是吃了一惊。我想他是在怀疑我到底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
我为了和他解释清楚,于是放学之后,我就跟在了他后边。他夹着书本在前面走着,那根晃在他脑袋后的小辫子已经没有了。
“天鸿……天鸿兄。”我支支吾吾了半天,竟然喊出了这样一个称呼。我想我一定是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话本子看多了。
他转过身,笑盈盈地说道:“青野同学,以后请叫我天鸿同学吧。”
“哦。”我觉得有些失落,他难道不记得我了吗?我盯着脚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开口。
他忽然走过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憋住笑,说道:“你短发的样子,真的……挺不错的。”说完,他终于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
他是记得的!我的小心脏里溢出小小的欣喜。
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背上,又说道:“咱们一起走吧!”
自那时候起,我便与天鸿哥哥形影不离。在学堂里我们主要学算术和国文。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个姓杨的年轻先生,他的嗓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尤其是在念《平等》一课的课文时。我对“平等”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在青野寨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词,但大家依然过得好好的。
教我们算术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陈先生,我们私下里称他为“陈三鞭”。陈先生有一根细细的竹鞭,每堂课上每个学生至少得挨他三次鞭子。上课眯眼睡觉要挨鞭子,说粗话要挨鞭子,坐姿不对要挨鞭子,回答不了问题要挨鞭子,不听他的话要挨鞭子,甚至你随便转一下脑袋、动一动手指头也要挨鞭子。我很不幸地几乎每一个都占到了,而且有时还不止一次。
每次上完算术课后,天鸿哥哥都会到我的课桌旁,看着我发红的小手掌,安慰我说:“青野别伤心,以后就会好一些了。”
这时候他已经不叫我“青野同学”了,而叫我“青野”,我叫他叫“天鸿哥哥”。我想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伤心,我只知道什么叫难过。
十几岁的孩子喜欢拉帮结派,四方学堂里才三十来个学生就有七个派别,像什么“自由派”、“平等派”、“民主派”、“科学派”、“洋学派”等等。
天鸿哥哥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我和天鸿哥哥一样。当其他人都有一个派别,就你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时,你就会发现你会被排挤。排挤还好,反正我和天鸿哥哥也没打算融入他们。但他们又变本加厉,“排挤”转为“打压”。早知道我和天鸿哥哥也应该建一个派别,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天野派”。嘻嘻……
七大门派的人不是上课玩小动作整我们,就是放学后拦截我们。每次被他们追赶的时候,那从野蔷薇的树洞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它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是我和天鸿哥哥心照不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