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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睡觉未婚妻,煎饼果子大烧鸡。”
这是北方的一句谚语,认为人生最大享受莫过于此。而排第一的,就是在睡意正浓的早上,美美地睡个回笼觉。骑马坐轿,不如黎明睡觉嘛。
孙元起昨日刚从颠簸的轮船上下来,一番周折,吃了中饭,又和人喝酒聊天。晚饭后,回到房间,虽然不太习惯和式旅馆的直接睡在地上,困意上涌,自然也管不了那么多。裹着薄衾,就着夏夜凉爽的海风,沾枕即睡。再一睁眼,窗外已微有熹光。夏日天亮得早,现在大约是五点钟的样子。转念想起,船票是今天的,倒也不急,不如多睡会儿。换个姿势,又沉沉睡去。
睡得正美,仿佛听见有人百熙兄起来了么?”
再想听时,却又没有声响,只疑是发梦。
“百熙兄?”声音仿佛在门外。
“谁啊?”孙元起不再睡,坐起身问道。
“哈哈哈,是我梁某人。”旅馆的和式推拉门没有任何保护**的效果,外面的人直接拉开,施施然走进来。原来是梁启超。
孙元起见梁启超一大早,以为是有要紧的事,困意顿时去了大半,整了整睡衣,被褥胡乱地堆在一旁,问安道任公,早啊!”
“百熙早!”间,梁启超走到窗前,“哗——”地拉开另一侧的推拉门,正好是面对东方,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直射进屋。门外是溪水汇成的小池塘,脉脉无声地流淌着,几缕菖蒲随着晨风翩翩起舞。
孙元起精神为之一振好景色!”
“大清早,扰人清梦,我倒做了回恶人。”梁启超一步迈出,在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拍拍身侧,示意孙元起也坐,“昨日,我便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个中华未来形势,越想,就越觉得有可能发生;越觉得有可能发生,就越不安。所以一晚上没有睡好。”
孙元起在他身侧坐下,闻言心想这本来就是真实的史实,自然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当下却没有,继续听他说下去:
“自道光以降,我中华屡蒙外侮,有志之士起初见西洋船坚炮利,便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兴办洋务,恭忠亲王、曾文正公、左文襄公,以及数月前刚去世的李文忠公,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国家强盛、万民康乂。谁,学来学去,还是照吃败仗,国家也一天天坏下去。
“我的老师康南海见此,认为非得立宪法、开国会、变革政体,则国家不能兴起。所以纠合同志,公车上书,希望皇上与太后能审时度势,变法维新,庶几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谁成想,一朝风云变幻,努力皆付诸流水。之后又闹拳乱,八国联军扣京,帝后狼狈西狩,最终以四万万两白银换得一时苟安,这可都是万民的膏血呵!当此时,国未亡实已亡,民未乱实将乱。
“我来日本,听闻游学生中有人倡言暴力革命,以为国家危亡,皆是封建统治的缘故。若想国家振兴,首先便要推翻这满清统治,然后建立全新的共和政府,则国家强盛可期、民众富裕可待。私以为,振兴中华之路,其在兹乎!
“昨日闻君一言,转觉即便暴力革命,也不能扭转中华之颓势,反而南北争斗,遍地刀兵,使得中华之惨状,尤甚于今时今日!”梁启超攒眉蹙额,不胜愁闷,仿佛愁肠百结,困顿无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中华的路到底在哪里?难道真的只能坐等亡种亡国么!”
“就目前形势来看,清廷陈旧腐化,而且民心思变,暴力革命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孙元起怕他又想起保皇党的那一出,事先给他打预防针,“如果想改变,只能从改变革命党本身入手。”
梁启超思忖片刻,猛一击掌是极!革命党人之起事,不在太后病危之际,便在太后身死之后。近时帝后自西安回銮,一路车马劳顿,尚无偶恙,足见太后康健,应还有五至十年之寿。百熙你也推测是十年左右,应该不谬。十年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士兵,如今不过是少年,如果施与良好的思想教育,使其明白革命之目的、肩负之使命,心中自有主见,不为政治家所迷惑。纵使南北兵戎相见,士卒皆从正确之一方,则欲图私利者,其可得乎?”
“是的,”孙元起也赞成梁启超的思路,“民弱则国弱,民强则国强,国民素质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于中国民众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如何抉择,才使得中国只能由**政府统治,陷入了南北相争、彼此杀伐的深渊。我们必须把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身上,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身上。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改变他们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的毛病,让他们具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时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要义。由此出发,改造中国社会,选择合理制度,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新中华的目标必能实现。”
“对!”梁启超兴奋地站起来,在过道中一边踱步,一边大声说欲建新中华,必先新民众。苟有新民众,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那些中老年人,让他们接受新思想很困难,关键是在青少年。明日的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青少年!今天的责任,则在你我肩上!”
梁启超停下脚步,目光灼灼地盯着孙元起原来百熙早有定见,是不是?所以你从前几年就开始办学校、编教科书,就是想教育和培养下一代,是不是?很好,很好!我就,我们中华必然会有大智慧、大魄力之学者,在此危难时刻迎风奋起,左右国家,启蒙民众!”
孙元起摇摇头,心想:的本意,最初不过是为了谋生,后来稍微开阔些,想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直到立意创办学校,才有一丝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想法,现在也是如此。却从来没有想到梁启超所说的那么宏远。
梁启超复又挨着孙元起坐下百熙,你编的教科书,我认真拜读过,非常好。可是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新思想、新理念没有大张旗鼓地予以突出——当然,我也,在现今国内,这些都是犯忌讳的,而且你在《生物》《思想品德》等教科书中也隐约提过,不过还不够。——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编一套历史或者地理的教科书,把国家、民族等观念融入其中。要你的教科书在江南流布极广,几乎只要是有学堂的地方,就有你的教科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有责任、有义务宣传这些!”
让我编写历史、地理课本?搞笑的吧!这就是问村长,村长也不啊。孙元起就要出口拒绝,可那些话,被梁启超充满希冀的目光生生地逼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好吧,我尽力。”
梁启超这才满意,抬起头,望着东方的太阳,最终喃喃低语我在日本,不能回国,不过我还能办报纸、还能写文章,也要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培养中华新青年而鼓呼!十年、二十年后,我深爱的中华,你会变样呢?”
,横滨港口人来人往,太阳照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波光粼粼。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客轮缓缓离开码头,孙元起和杨度等一行,扶着栏杆,挥手作别岸上的梁启超、马君武等。等岸上的人都杳不可见,才走回甲板上。
翻着手中的一摞教科书,孙元起越发佩服20世纪初那些一心为国的热血志士。听闻孙元起要为中国学生编写教材,需要相应的参考书,不用梁启超吩咐,那群小伙子就四下寻觅,买的买、借的借,不过一,就找来了十多种日本出版的相关教科书。
依着本来的意思,就是参考这些书的内容和体例,用中学学过的历史书模式来剪裁,再请学校的几位国学大师审阅一番,不出大的纰漏。虽然总体上有些剽窃的嫌疑,却也不妨碍使用,再说,剽窃的还少么?大致翻了几本,孙元起不觉皱起眉头,这些教材大多是日语写的,比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等,全然看不懂。想起杨度曾在日本留学,便询问道皙子,你的日语如何?”
“杨某在日本近半年,虽然日常的对话、普通的报刊没问题,还是有很多不太明白。”杨度一脸谦虚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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