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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
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只是我等二三十人投身教育,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我们不如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致信故乡人民,鼓吹年少之士亟宜游学,呼吁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之后共同投身教育,进而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对!”“好!”周树人、许寿裳、经亨颐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就像豫才刚刚说的,行胜于言,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拟好公函。这公函,不能单单是口号、议论,还要详细介绍留学方法,包括可读的学校、宜学专业、所需费用、赴日旅程,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经亨颐补充说道。
一群年轻人顿时忙碌起来,很快取来笔墨纸砚,围着陶成章、经亨颐,开始撰写《致绍兴同乡公函》。你一言我一语,经常为某个字的当与不当,而辩论上半天。
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许寿裳和周树人在人群外聊天:“豫才,你的《斯巴达之魂》,翻译好了么?”
“哦,快了,总要再改改方好!”周树人答道。
“我们浙江留日的学生,办了本刊物,名叫《浙江潮》,我看你可以发表在那上面的。”许寿裳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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