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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显然对最新的科研进展有一定了解,除了电子,甚至还中子和光子两种新未久的粒子。在现在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关注科学发展的人物,足以让孙元起感到惊奇。
论文娟秀遒劲的小楷字,倒不像是普通中小学生所写,难道是中国还有其他的高人?想到这里,孙元起急忙翻到最后一张纸,上面按照规矩写着作者简介:
张贻惠,字少涵,光绪十二年生,安徽省全椒县人,现就读于江南高等学堂。
孙元起屈指一算:光绪十二年,也就是1886年,如今才17岁。17岁的学生就这么关注物理学进展,还能有这么卓绝的认识,绝对是一块浑金璞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在科学界大放异彩。可江南高等学堂,不过是京师大学堂的预备学校,类似于后世的高中,放任他在那里面消磨时日,再没有名师指导,没准儿几年以后就变成了方仲永
想到这里,孙元起顿时生出爱才之心,拿出纸笔,给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张贻惠修书一封:
少涵贤弟左右:元起九月自海外归,拜读来函《物质正反说》,识见卓绝,不胜欢忭以贤弟之大才,即于敝校谋一教职,非难事也。元起素疑宇宙本有反物质之存在,得贤弟之文而益确信焉。世间苟存反物质,配以予前时所言之质能方程,则可妙用无穷矣。然反物质该于何处寻得?电子、中子等之相反粒子如何生成、存在、湮灭?此皆属大可探究者。观贤弟所言,亦似言有未尽。元起因冗事缠身,不便移动。如有闲暇,能否请贤弟移驾北上,作一欢晤?翘首南望,企盼曷极并颂秋祺经世大学孙元起顿首。
写完后,孙元起看了一回,不禁有些自鸣得意:来清朝这么多年,终于也能沾染一点文气了且不说读了无数来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文言文写信,关键还能了解一些旧文人的客套礼节。比如“贤弟”二字,就大有学问。
光从年龄上讲,孙元起比张贻惠大十岁;而且孙元起是大学校长,张贻惠只是某高中的学生;再说,孙元起算半个官员,张贻惠还是个未入宦途的读书人。按照道理,称他“少涵贤侄”,最是合适,也丝毫不为过。可信的台头还是自降一辈,称他为“贤弟”。
不仅如此,在日常交往中,除了辈分明确、不好**的,一般上官给下级、长辈给晚辈、老师给学生写信,亲近点的都会用“贤弟”来称呼,这是一种抬举,表示尊重。可下级、晚辈、学生回信时,还是得乖乖用“大人”“前辈”“”之类的尊称,不能傻呵呵地来个“某某仁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不识抬举。
这,就是清代的一种礼节。也是来了很久之后,孙元起才渐渐明白的。这个时候中国,有着一套的交往游戏规则,还没有被西式礼仪所同化。
当信封上写地址写到“张贻惠”这个名字的时候,孙元起忽然灵光一闪:张贻惠?貌似以前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好像、大约、似乎和张百熙还有些联系或类似。难道仅仅因为都姓张?停笔思忖良久,仍没有头绪,只好作罢。
没,张贻惠和张百熙确实有点类似,因为他们都当过孙元起母校的校长。本来就仅在校史上见过几回,再加上久远,孙元起一时半会儿哪能回忆得起来?
话说张贻惠这人确实很牛。他父亲是进士,曾做过内阁中书,结果几个的志向都不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上。张贻惠和弟弟张贻侗、张贻志更是喜欢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奇技yin巧“。即便如此,也不影响张贻惠在科举道路上的突飞猛进,人家12岁就中了秀才
可惜张贻惠志不在此,十五岁到南京应乡试,看见江南高等学堂招生,心里痒痒的,偷偷报名考入了这所学校。学习两年后,他又考取安徽留日公费生,随后进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毕业回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出任校长。
随信并附上二十两银票,算是稿酬,也算是旅费。等老郑把邮件送走,孙元起又在《物质正反说》下面加了一大段评点引申,包括是反物质、反物质的重要作用、反物质的可能途径等。
张贻惠的论文本来就短,孙元起再一发挥,等写完,就的评点甚至是原文的三四倍长,比梁启超给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还夸张——人家不过是序言和正文一般多而已。——对了,梁启超写的那篇序言,就是后来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
有心把的评论撤掉,可没有了评论的《物质正反说》根本不像一篇论文,倒像一个谈空说玄的哲学论断。没有办法,只好吩咐编辑部把《物质正反说》作为本期学报重点推介文章,印刷的时候字体大一号;至于的评论,就字号小些,免得喧宾夺主。
孙元起是这么想的,可历史不会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随着科技发展,原来越多的科学家投入研究反物质的队伍,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会引用他的那个评论,反倒张贻惠的这篇论文很少有人提到。导致后世论及反物质时,把反物质的权也归结于他。真真是喧宾夺主了
自从学报第二期开始,孙元起决定每期的发刊词,都向读者介绍某一学科的最新发展情况。比如文科第二期,就是请孙诒让阐述新鲜出炉的甲骨学。至于这期理科的发刊词,孙元起则请的太太薇拉操刀,介绍化学肥料的功用与生产工艺。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实验,薇拉对于化学肥料的整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由她来执笔,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忙着编辑理科学报的时候,东北形势也日趋紧张:
俄国在第三期撤军期限到来之后,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又重新占据奉天省城,并拘禁奉天将军增祺。针对日本的咄咄逼人,沙皇认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开始在国内呼吁国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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