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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南大起义而流亡日本的前岳王会成员在同盟会内部势力单薄，只能听命于组织安排。如今，却由于他们多是新军军官身份的原因而掌控了军权，此刻随赵声在湖北厮杀，各个都已经升到了最少管带的级别。
可以说，广东军政府这个准中央政府民政权掌握在广东派手中、军权则在岳王会手上。
不过出了广东军政府之外，尤其是湖南和湖北地区，宋教仁的湖广派同样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许多当地的小团体如共进会和科学社，都受宋教仁的影响颇深。在这种情况下，当刘继业得知在广东干得不顺心的宋教仁决意去湖南和湖北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了。
与宋教仁三人的会晤占据了刘继业小半天的时间，期间就宪政和法治，刘继业、宋教仁和北辉次郎三人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讨论。
如北辉次郎就认为法律之目的是服务社会，当法律与此目的违背时，就是恶法、就应被推翻。法律并无神圣，可以随时修改。因此，北辉次郎反对将宪法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当前世界局势看，西方之代议制虽然有其成功之面，但也应看到此制度造成的恶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底层百姓并无受益，反而如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到更为残酷的压迫。
刘继业部分同意北辉次郎的观点，提出代议制的缺陷。然而一贯专研于议会政治，对此道深有研究的宋教仁却认为万事无绝对之完美，而代议制虽不完美，却能最大程度限制‘恶政府’，是相对最为合适的政体。而在代议制之下，欲维持社会之稳定和秩序，确保规矩得到执行，就必须推行宪政，将社会原则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宪法立定。
“现代政治之基石便是宪法，无宪法则无规矩、无规矩必至混乱！一家混乱、族人受损。一国混乱、百姓受苦。”宋教仁如是说。
当然，与‘全盘西化’，打算完全效仿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的孙文不同，宋教仁所主张的代议制和宪法政治虽然也受欧美政治学影响较深，但其亦颇为注重中国国情与传统习惯对政治之影响。而他对社会主义中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之不平等和不公正方面，也有着比较开放的态度。
若非如此，北辉次郎也不会与宋教仁成为至交，甘愿做其助手来华参加辛亥革命了。
因此，北辉次郎虽然喜欢认死理，为人处世也很单纯、喜怒浮于言表，但是他对宋教仁却是佩服的很，也极为尊敬。哪怕两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分歧，此刻也没有像之前指责刘继业那般无礼，而是哈哈笑道：“钝初之理想，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尽情施展！无论成败，对中日两国都是宝贵的经验！”
不过话虽如此，北辉次郎显然对刘继业的国家主义理念有着极大的兴趣，拉着刘继业问了半天，最后征得刘继业同意后，还跟宋教仁请求自己先留在江宁一段时间，仔细研究讨论一下国家主义之实行再去湖北与之会合。
对于自己的助手兼好友的意思，宋教仁也没什么不情愿的，就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北辉次郎便以同盟会‘联络员’的名义呆在了江宁。与他一起的，还有梅屋庄吉留下的一台摄影机和七八名工作人员；他们将随军队赶赴苏中，记录下革命军的北伐战斗过程。
会晤结束，宋教仁先在刘继业的安排下去刚刚成立未久的江苏省议会参观，顺便向这些大多是前清咨议局议员转变而来的江苏省议员解释一下广东军政府临时约法的要义。随后，刘继业还安排宋教仁去民政部和军政部做短暂的访问，基本上将江苏的情况让其了解。
当然，较为核心的东西、比如军队的具体情况、比如文学社的东西，刘继业并不会让外人知晓。
虽然文学社成立之初就是以地下秘密组织而存在，但是革命党人自然也清楚这个团体的存在。虽然保密工作做得不错，还是有各种蛛丝马迹透露出去。比如此团体主张国家主义、比如此团体成员对刘继业效忠心更甚同盟会之会员等等。
不过在清末这个各种小团体盛行的年代，无论是像宋教仁这般干革命的、还是在江苏光复后得知这一团体存在的张謇，都是抱着旧观念审视他们并不了解的文学社。最多是觉得好奇和神秘，却并无多少畏惧之心，更万万想不到这一组织对中国未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