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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971年的5月1日,我陪妈妈登上了泰山极顶。
那年,母亲66岁。
那年,妻子怀孕了,预产期为6月初。母亲考虑到小孩出生后就没空上泰山了,“五一”假期是登山的最佳时期。我和她头一天坐火车从禹村到泰安,第二天一早便从旅馆出发,经岱庙往山上走去。
母亲是个小脚老太,登泰山肯定是件不容易的事。我起初的想法是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不动就下山。从岱庙到红庙,路还不很难走。过了红庙通往中天门,山路开始变得崎岖了,妈妈游兴却变得愈浓。走到高山流水亭时,我指着一条下斜的小路,告诉她,这条小路通往经石峪,那是泰山特有的景观,山坡的大石头坪上刻着金刚经。妈妈执意要去看看。走进经石峪,妈妈仔细地摸索着刻在石坪上那些斗大的金刚经文字,口里赞声不绝。我小的时候,妈妈是信佛的,每天晚上她都要点香颂经,时时还要吃斋。后来,她不再每天念经了,但对佛和经还是非常敬畏的。
走到南天门的下端,我望着从天上挂下来的十八盘,镶嵌在两座山崖中间,十分险峻,便试探着对妈妈说:“我们不要上了吧?”妈妈笑了一下,轻声的说:“没事,上噢!”我搀扶着妈妈的胳膊,一步一步地登上十八盘。人们都说,泰山之险,尽在十八盘;登泰山之乐也就在十八盘。妈妈每登上一级石阶,都会抬头看一看,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突然,我看到有两个男人,架着一拱北石前
位妇女从山上下来。只见那位妇女脸色蜡黄,双目紧闭,情况有点严重。我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便又一次问妈妈:“行吗?”妈妈依然轻声的说:“没事,上噢!”又上了几级石阶,妈妈笑了起来,“你害怕了,是吗?”妈妈她安慰我说:“慢慢走,不要紧的。”我只是紧紧地扶着她的胳膊,随着她那弱小的身躯一步一步地向上登。妈妈轻轻地推了一下我的手,说:“路还是自己走好。”后面赶上一群小青年,看到母亲在登山,兴奋地呼号着:“人家老太太都在上呢,咱快啊!”一下便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妈妈微笑着,望着他们的背影。
当我们缓慢地走完了1600多级石阶后,终于登上了南天门。妈妈回过头往下看,脸上露出了她特有的自豪的神情。从天街到泰山极顶的路就相对平缓得多了。从岱庙到拱北石,妈妈和我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时自己也没有相机,就在拱北石前,请商家为我和妈妈留了一张影。
拱北石,又称探海石,是泰山顶上的一个标志性景观。这张在拱北石前的留影,成了这次我陪妈妈登泰山的珍贵见证,更成了母亲坚韧、顽强精神的写照。
母亲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在龙岗镇上也算是大家闺秀。她自小没进过学堂,但知道很多的戏文。中国的传统戏剧,历来是传统道德教化的普及教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妈妈的许多正统观念就是从戏剧中接受来的。1956年我们家住在江湾镇时,她参加“扫盲班”学文化,每天晚上到镇西边的第二中心小学上学,白天抽空练习写字,十分认真。有一天傍晚大雨滂沱,家里的人都劝妈妈不要去上课了,妈妈想了想,还是自己撑了一把油布伞到学校去了。后来,她竟能一字一顿地阅读《新民晚报》上连载的故事《虹桥赠珠》、《八仙过海》等。爸爸1958年蒙难后,我们家离开了江湾镇,租借在闸北区的一处贫民窟里安身。妈妈挑起了全家的重负,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成了烽火板箱厂的一名工人,每天用大剪刀剪几十公斤的胶合板原材料,一天的工资是人民币八角。烽火板箱厂地处苏家巷,距我们住处3—4公里路,中间还要翻过高高的大统路铁路旱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屈辱下妈妈默默地承受着。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让我和哥哥读完大学,实现爸爸生前的意愿。
1962年我考进了华东师大,哥哥也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六年的学业,被分配到天津一个医院工作。我住宿在校,妈妈终日孤独一人,连与人说话的机会也很少了。有一次周末我回到家中,看到妈妈更消瘦了。妈妈告诉我她连着三天腹泻。我抱怨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没事了,已经好了。”妈妈安慰我说:“你读书要紧。”哥哥参加了工作,才结束了妈妈一人独自打拼的苦难局面。妈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逐月还清了多年来的债务。有一家远亲当年曾要妈妈给她家洗衣服,给了2元钱。妈妈也将它还掉了。我当时不解地问妈妈:“那不是你洗了两天衣服的工钱吗,为什么要还?”妈妈平缓地说:“那是人家想帮我们,才叫洗的。真的很难为他们了。”人的尊严是在苦难中绽现和维护的。身材柔弱的妈妈,内心始终蕴涵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自尊自强的人格特质。
妈妈登泰山,是一次普通的旅游。但,同样也是她顽强精神的展示。
那年,陪妈妈登泰山,对我来说,是一次灵魂的历炼。妈妈用自己登山的成功启示我,路要自己走,山要自己爬。只要不气馁,你就能登上向往的顶点。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