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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以来,后现代主义一直备受文艺界青睐。实际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社会逐步成型,后现代思潮以其审美观照上的先天契合迅速占据了网络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且与之相互推波助澜,引领大众走向集体狂欢。与此同时,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典型代表,当代影视作品既被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也不可避免地同网络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表层结构上看,网络文化产生的网络符号、网络语言、网络文学无一例外地被影视作品吸收演绎,影视作品也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话题来源。从深层意义上看,后现代语境下的影视作品同网络文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中国传统文艺修辞范畴的“互文”,又符合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互文性”。本文将当代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特征入手,研究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当代影视作品的后现代特征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流派,后现代的兴起与普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社会价值,其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危机。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是主体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杂拼和精神分裂”,一语道破了后现代的关键症候。这个生来就开放而多变的问题,引起了漫长的争辩和无数的歧义,使后现代衍化出了宽泛而普适的丰富内涵。然而,“无论如何花样百出,它的原始动机并无改变:即强调断裂,竭力反思,批判现代性谬误”。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化还具有消解、去中心、反权威、零散化、平面化等特点,它对传统的秩序、神圣、体制,甚至习见的概念都满怀疑虑。广受后现代文化浸染的人们逐渐以大众娱乐的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思想的不断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化阶层逐渐从原有的传统美学和哲学体系中转移视线,吸纳了西方文化中的这个活泼元素,开始走上大众化之路,使文化的游戏性、娱乐性日渐增强,文化开始成为一种商品。另外,思想与精神的日渐实利化和世俗化,使人们淡化了社会责任感、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转而选择思想浅显的文化消费类型,并且最终借助于发达的互联媒体,使文化的话语权由社会精英群体中扩散,逐步平均化、平等化,这就是后现代造就的文化语境。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各种戏说剧、偶像剧、科幻片、动作片、搞笑片,以及花样百出的综艺节目成为荧幕的主宰,“它们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提供许多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的调用,为大众制造低浅的快乐与狂欢。影视作品都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抛弃了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思想和知识分子原本极力张扬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十几年来,以无厘头喜剧、青春偶像剧、玄幻戏说剧和选秀综艺节目为代表的娱乐性文化集中体现了国内影视“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意味。这些作品通过离奇的故事、奇幻的动作、通俗的情感,突出了感官刺激功能和娱乐功能,而作品的教化功能、审美功能都受到了削减以至于虚无。笛卡尔有一句哲学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后现代的影视作品帮助世人缓解了真实生活中的压力,转移了对现实矛盾的视线,从某个角度上看,也许增加了普通消费者的幸福指数。具体来看,当代影视作品的后现代特征表现在如下三点:
(1)叙事题材上的通俗。通俗意味着亲近最广大的受众,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类型,必然向通俗靠拢,而后现代的影视文化也鼓动创作者解构权威、消解主流价值观,因而不论是早期的周星驰喜剧,还是后来的《疯狂的石头》、《春光灿烂猪八戒》、《武林外传》、《我的青春谁做主》、《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等作品和节目,都远离了“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转而扎根于最广大受众的悲喜之上,以形式上的真实、简单和快乐去赢取观众的畅快淋漓,同时也达到了名利双收的效果。
(2)艺术风格上的调侃。后现代影视作品消解现实的典型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反讽和玩笑,来揭示既有解释和规范的人为性与虚假性,这种反讽和玩笑特别突出地表现为语言风格的调侃,表现出一种空虚、落寞,充满了玩世不恭的调侃。后现代的反讽文化有别于常规喜剧和其他当代电影话语中的喜剧性元素,乃是它所独具的颠覆与解构传统风格的嬉戏性与调侃性,闹剧式的甚至荒诞的精神气质。当代中国人在激烈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感到孤独、焦虑与彷徨,他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于是,便钟情于调侃式的影视语言,以游戏为形式,以解脱痛苦为目的,取消审美,追求消费。
(3)叙事方式上的直接。在叙事方式上,一些影视作品中的叙事情节或段落简单拼贴,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叙事被弱化,影片只满足于视觉的噱头,独自陶醉于叙事及影像的拼贴游戏中,它一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风格,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看性。但不容忽视的是,正是受众的选择造成了这种叙事方式的“短平快”。当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疲于应付各种压力,没有静心思考的时间和**,稍得空闲走近影院或者打开电视,只想通过视听内容缓解身心,而电视节目天然的直白浅显恰好能满足观众的休闲需要。然而正是在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里,受众沉浸在眼前的世界里,忘记了自我,忘记了内心的原始渴望,以主体的虚无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宗旨。从这一点上讲,影视作品是后现代主义的强力武器。
二、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特征
自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网络已经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和空间。随着媒体互联技术的不断升级,网络上的信息传递从最初1.0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2.0时代的双向交互,到了目前的3.0时代,人们不仅利用网络互联互动,而且更多地参与信息产品的创造、传播和分享,在这个创造与分享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荣誉、认同,包括财富和地位。网络再也不是以往虚拟世界的概念,而是真切地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文化。
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分布很广的、松散的、准合法的、选择性的、对立的亚文化复合体,它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的领域,如视觉技术、边缘科学、先锋艺术、大众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后现代文化处于同一时期的网络文化很自然地含有后现代的特征元素。总体来看,也正是后现代思潮的广泛传播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网络在物理结构上具有数字性、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等特点,这些天然因素不仅是网络文化具有了大众性、交互性、社会性,更使网络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具有了边缘性、去中心性和消极盲从性等后现代特征,所以网络中经常出现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元素,比如反讽、隐喻、“草根”名人、流行词汇等。“网络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世界,构建了新的多元化价值体系,所以它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后现代景象。”具体来讲,后现代在网络文化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1)中心缺席。网络的开放性造成了网络文化的相对自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人皆可畅所欲言,既能自言自语,也能广泛宣扬,无所谓对错真假,以往的话语中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任何闪光个体或事件。这种中心普遍缺席的网络文化使话语权在形式上回归了大众网民,也使网络成为舆论焦点的产房。
(2)消解权威。基于上一点,这种中心缺席的网络文化直接导致了权威的消解。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网络受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经常处于波动状态,往往对现实世界的既定规则和存在产生或多或少的怀疑甚至否定,继而在网络世界宣泄心声。所以权威的消解既带来了网络文化的自由,也导致了嘈杂混乱。
(3)反叛理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处处遵守法律和准则,而网络则失去了话语中心、消解了绝对权威,所以网民在现实中的希望、失望和绝望自然会反映到网络中来,而这些诉求基本无法通过网络渠道得到满足。要重新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人们习惯性地反思理性,进而反叛理性。
(4)虚拟仿真。网络文化的虚拟仿真并非对真实世界的简单数字化虚拟,而是用特定的符号系统搭建的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纯粹的虚拟环境。这个虚拟环境可以利用丰富多彩的元素和趣味十足的互动使网络个体沉浸其中,忘却真实世界的压力和责任,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5)消极盲从。网络文化因为受众广泛而继承了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属性,其中从众心理尤为突出。在群体规模异常巨大的网络世界,大部分网络个体因为从众心理,消极附和流行语态和群体思想,往往不愿追究是非对错,不愿认真思考而随波逐流。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互文概念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文论中都存在“互文”这个概念,但是含义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诗学理论出于“言不尽意”、“境生象外”的审美考量,将“互文”视为一种巧妙的修辞手法,主要用来以少总多、由此即彼,达到言简意赅、秘响旁通的效果,常表现为“上下文各有交错省却而又相互补足,交互见义并合而完整达意”。例如,“烟笼寒水月笼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句,看似各言其事,实则是上下发明,互相烛照,讲的是同一件事理。
而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指的是发端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互文性”理论,“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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