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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他趴在床上看着江对岸，突然发现从这里就能看到ash的招牌，银色的霓虹亮起来，隔着一条江，似乎也蒙上了些许水汽。他不愿意再等，干脆查了号码打过去。
电话转到吧台，林薇哈气连天的来听。
“很累吗？”何齐问。
“怎么不累，我每天统共四个钟头睡觉时间，被你浪费了一半。”她回答。
提起昨夜的事情，何齐倒有些得意：“我自己也想不到能用中文讲这么多话。”
“你说什么了？还不都是我在讲。”林薇泼他冷水。
“这么辛苦，不如别做夜班了。”他劝她。
“不做哪里来钱？你给我啊？”她反问。
何齐想说，行啊，我给你。
话还没说出来，林薇已经在那里自问自答：“得了吧，下次见面，我是不是要把你当恩客了？”
恩客二字脱口而出，她就觉得不大好，何齐却还在那里孜孜不倦的问：“你说什么？什么意思啊？”害她拿着听筒，闹了个大红脸。
凌晨，他们又约了去吃宵夜。两个人，两碗馄饨。再过一天，还是这样，只是点心又换了一种。几天功夫，他们已经变成那条街上的熟客，跟好几个排档的老板都认识了。
两人对坐着，除了吃东西就是说话。何齐中文还是不好，能说的也就那么几句，还不肯老老实实的说。有些事情他嫌说起来太复杂，那怎么办呢？他就胡说。
就比如他的自行车，那几天，他还是骑车过来，但已经不是头一天的那一辆了。
林薇看见，问他：“怎么换车了？”
他回答：“街上拿的。”
非要她板起面孔来问，他才费劲解释：前一辆是酒店借的，现在这辆是特地去买的。
又比如他来上海的理由，林薇也曾问过他：“你小子没事跑来上海干吗？”
“打官司。”他这样回答。
她不信，嘴里嗤的一声，他也没再多解释，因为这倒真是实话，而且事情之复杂，他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林薇与何齐相反，是很能聊的人，常常跟他说起她在ash遇到的事情，白天在韦伯家做过些什么也会琐琐碎碎的说出来。何齐却不嫌她罗嗦，大半夜的坐在街边听她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似乎是许多年以来他遇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林薇时常提起莎莉，说那丫头还是不肯读书，成天拖着她去外面玩，把附近能去的、不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一遍。暑假眼看过掉一半，书单上的书一本都没看完。
最后还是何齐教了她一个办法，照着书单上的名目，替她找来改编电影的影碟，而且还是vcd，分上下两半，只带上半部分去给莎莉看，至于剩下的——就没有了。林薇将信将疑，如法炮制，没想到这个办法在莎莉身上还真管用了，好好的故事看到一半没有了，莎莉好奇的万箭穿心，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后一半，只能翻开书来找后话，半天工夫就把后半本《海蒂》磕磕巴巴的读完了。而后，又是《海底两万里》和《格列佛游记》。阅读这件事本来就是开头最难，一旦读过两三本书，辨出其中乐趣，想停也难。可就在林薇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莎莉已经开始专拣爱情小说看了。
林薇把这事当笑话讲，何齐却又想起从前的事情。
这一招并不是他的原创，是他父亲想出来的，让他读完了人生第一本书——《男孩彭德罗的烦恼》。那时的何齐未满十岁，只要父亲在家，就使尽浑身解数缠着他，像树熊那样赖在他身上，表演新学的本领给他看，无时无刻不在叫“爸爸爸爸”。
十岁以后，一切就都变了。外祖父重病，他们搬去英国住，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那里有最好医生和最好的中学教育，实际却是家里百多年的医药生意，恨不得每一个长辈都是人瑞，生了病就要避出去，装作无疾而终，而且，他的父母也已经形同分居。
每年，父亲来英国两次，一次新年，一次是他生日。他总是像盼着过节一样盼那些日子，可每一次都惨淡收场。
他一直不懂父亲为什么不喜欢他，对他如此苛责严厉，就好像他是彭德罗，是“全城最坏的男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罪过。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母亲在跟父亲说他的言行，但他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讲过那些话。他花了很久才弄清楚其中的逻辑，那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母亲不得不这样做，除了这些，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其他联系了，他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