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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所出来，罗晓光开车走了，何齐叫住胡凯，对他道：“记着你自己是谁，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胡凯也知道自己刚才多嘴了，点点头就要走，迈出去几步却又退回来。何齐看出来他有话要讲，却又是一阵吞吞吐吐，以为他是顾忌着林凛在边上，便道：“没事，你说吧。”
“刚才其实是罗晓光先提的那个案子。”胡凯这么对他说。
何齐的第一反应以为胡凯是找理由给自己开脱，再一细想又不像，这才问：“罗晓光说了些什么？”
“他说沈继刚……”胡凯开了个头。
“谁？”那一阵，何齐的心思全然不在那场官司上，对这么个陌生的中文名字自然是没多少印象的。
“就是那个证人，”胡凯解释，“罗晓光说他有亲戚在医学院，听说沈继刚出庭作证之后不久，就办了病退，再没去过学校，但熟人都知道他根本没病，是准备移民。”
何齐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还是胡凯沉不住气，又道：“你说这背后要是没什么猫腻，他跑什么？一个没什么花头的副教授，又拿什么去移民？”
何齐也说不出是为什么，静了半晌才道：“你走吧，这件事暂时别告诉阿sir。”
胡凯不解，又面露难色。他在华善堂药厂卖药，从金牌销售做到最年轻的区域经理，再往上全都是香港人，他要更上一层楼，就得靠阿sir破格提拔，但是何齐？他在心里掂量一番，何齐的一句话可能比阿sir还要管用，哪怕现在做不到，将来未必不行。想到这一层，他还是点了点头，宛如心腹。
同胡凯分手之后，何齐带着林凛回去，车开出去很长一段路，林凛还在说：“那个罗晓光可真有意思，是不是北京人讲话都这么逗？”
何齐心里有事，没留心听他说了些什么，只嗯嗯啊啊了几声就混过去了。他又想起方才胡凯说的话来——连自己死掉的老娘都能甩出来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话说得虽然难听，但人家未必在乎，他大约只能自愧不如了。
陈康峪死后，他从美国赶过来，在雨林道别墅第一次见到陈效。直到那个时候，他还懵懵懂懂不知道此人是什么身份。阿sir倒是老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却还是轻敌了，总以为所有的法律文书都很周全，连遗嘱都有，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却是这样。
等何氏众人得到死讯，赶到上海，陈效早已经抢先一步，该拿的都拿了。华善堂上海公司是合资企业，中方国有股权代表从一开始就与陈效站在同一战线上，阿sir的人过去，提出暂停经营，先把股权移交干净都做不到，公司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稀里糊涂的继续运转。
等上了法庭，何齐这边的人总觉得事情是很简单的：陈康峪四十五岁生日过掉，就在伦敦立有遗嘱，全程有律师在场，签字，公证，一样不少。在那份遗嘱上，根本没有陈效的名字。
但在陈效这一边，却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根据其律师王俊的陈述，陈康峪在香港再婚时，尚未与其母盛珏蓉离婚，所以两人曾有过协议，陈康峪将每年在上海所有收入的一半给予盛珏蓉，作为补偿。
这样的协议要是放在一个年入百八十万的小商人身上似乎合情合理，婚内出轨，又是重婚，拿出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来给原配封口，虽然难看一点，却也说得通。但放在陈康峪身上，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如果，只是说如果，确有那么一份协议，那么陈康峪一定没料到自己后来会赚多少钱，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这笔补偿金又会增长到如何惊人的数字。
盛珏蓉已经在数年前去世，现在陈康峪也死了。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世，协议原件已灭失，剩下的只有一份物证和一个人证。物证是华善堂上海公司几年的内部管理报表，上面记载了应当支付，实际却始终未曾支付给盛珏蓉的补偿金。至于人证，则是盛身前的同事，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沈继刚，据称是陈康峪与盛珏蓉订立那份协议时的唯一一个见证人。
两份证据，其中随便哪一个都不是毫无瑕疵的，但连在一起却多少有些说服力。而且华善堂的情况十分特殊，其中有国有股份，还牵涉到几种被列为保护级的中药古方，所以这场官司的判决，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有利害关系。何齐这方面有一支律师团代理，先是试图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华善堂上海公司十几年的陈年财务报表都被翻出来，没找到反驳证据，倒冒出来几笔不清不楚的招待费和应缴未缴的税款，弄到后来，香港方面只得罢手，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