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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汪孚林不说话,叶钧耀突然砰地一声拍在扶手上,恼火地叫道:“不就每年六千多两吗?徽商家财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怎为了这点钱还要如此闹腾!”
汪孚林这下子终于不能装沉默了。叶钧耀的出身他也打听到了,这位出身宁波府颇有家资的大地主之家,从小是家中努力供养他一个读书,二十出头中了举人后就跑去赫赫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以现在金榜题名官居一县之主的结果来说,经史八股肯定不错,可经济实务只怕就一窍不通了。
这笔庞大的丝绢夏税,是要按照粮区派发到每一户每一个人头上的。每年六千多两,十年二十年是多少?五十年又是多少?
“县尊,徽商有钱是不假,但徽州一府六县行商者固然众多,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富甲天下。至于为何出外行商,都是被逼的,因为徽州府多山,地少人多,这才有很多不能靠土地养活的人出外行商。我虽年少,却也从村人那里听说过几句民谣,道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四五六,往外一丢。’县尊看到的是那些经商有成的徽商,但还有更多小商人抛下娇妻幼子,一辈子在外奔波,最终埋骨他乡,留下的甚至只有一屁股债务。”
原本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想方设法打动叶钧耀,可话出口之后,他情不自禁地想到家里翘首期盼的二娘小妹,想到行商多年未归的那位父亲,想到因为丈夫的病抛下她们匆匆赶往汉口的那位母亲,不知不觉认真了起来。于是,他便定了定神,接着往下说。
“从前,那些徽州府的大商人豪富之后,还常常会返乡办学买地,行善乡里,但这些年来,往两淮江浙买地安居的越来越多,光是扬州一府,就有众多徽商迁居,这些人在原籍徽州府反而没有什么田地,纵使豪富,在原籍交纳的赋税却很少。所以,县尊之前说的,学生不敢苟同,徽商虽富,但歙县很穷,徽州一府六县都很穷,据说光是历年积欠赋税,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叶钧耀没想到汪孚林竟然反驳自己,原本大为不悦,可听着听着,他就渐渐有些动容了。高谈阔论的叶县尊毕竟还不是个老官油子,而且汪孚林把一富一贫这种事实已经剖析得很清楚了,他只能在尴尬地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有些心虚地岔开了话题。
“这些本县都知道了,可现在明白根子也没用,重要的在于解决问题。夏税一开征,丝绢、小麦、茶叶这些正项不说,从各种岁办的物料,岁贡的贡品,两广打仗要征派的军费,到衙门的公费开支,全都要放在夏税里头一体征派下去!这时候讨论什么歙县独派丝绢夏税,还是六县均平负担,已经来不及了。”
“学生说的这些,就是和解决问题有关。学生斗胆请问县尊,衙门六房、承发房以及其他各处的胥吏,还有三班衙役,县尊能够真正信赖的是谁?”
汪孚林此话一出,就看到对面这位县令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叶钧耀之前根本就没怎么把那些胥吏看在眼里,又怎会信赖这些人?否则,上次端午节赛龙舟那会儿,叶钧耀不会表示对户房人事更迭不感兴趣;之前骤然得悉亏空,不会直接把他这个小秀才半夜宣召了过去询问,最后对他试探性提出的启用刘会这一建议立刻点头;更不会在联络员的问题上,也煞费苦心地选择了金宝!
“县尊孤身上任,如今才会有奸吏意图辖制,而县尊身为一县之主,总不能屈尊降贵去夺这些胥吏的权,当然得找一些信得过的人。毕竟,县尊能够保证心存不良的就只有一个户房司吏赵思成?如若一个赵思成之外,还有别人怎么办?如刘会、赵五这些,纵使现在一时为县尊所用,可难办的是长久。说句不好听的,县尊是要离任的,而他们这吏役是要长长久久当下去的。可如果是用一桩利益,在任期之内把他们都聚拢在身边听用呢?”
听到这里,叶钧耀要是还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那就真是猪脑子了。汪孚林分明是告诉他,可以打着均平丝绢夏税这么一块牌子,把一部分有心改革这件事的胥吏也好,差役也好,全都聚拢在身边,形成一个圈子,于是就不用再发愁大权旁落,被人辖制这种事了!然而,这种道理,汪孚林一个十四岁的小秀才怎会想得到,难道是……一瞬间,他意识到汪孚林背后那位坐镇松明山的人物,脸色顿时微妙了起来。
不愧是曾经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的大人物啊,挖了好大一个坑给他跳!
“此事……兹事体大,本县还得斟酌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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