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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曰。
京师陷落,宗庙不保的消息不过十天多一点,已经由陆路驰道陆续传到了徐、淮一带,然后被飞骑传入南京。
最早的消息含糊不清,只知道破外城的贼兵很少,鄣仪门守备太监开了城门投降,所以京师瞬间陷落。然后便是正阳门和朝阳门一带有发炮和交战的动静,再下来,逃难到淮安的官员士绅都含糊其词,根本说不清楚。
倒也难怪,除了留在京师预备投降的,这些官员士绅早就居住在外城,行李什么的也都准备好了,一有动静,立刻举家南逃。他们十之八九就是在罗虎破鄣仪门的同时就开始出城,最多呆到了朝阳门爆发激战以后的时间,这样一来,内城是否坚守,而皇帝和太子是否出逃,这些最要紧的消息和大事,就是懵懵懂懂,一无所知了。
这样的情形,当然使得人心不安,普通的小民百姓还多半蒙在鼓里,而稍有身份的士绅,特别是留都南京的大佬们深知大事不妙,因为自从三月初接到皇帝的天下兵马勤王诏之后,京师方面就再没有任何的官方指令,所有的消息全部断绝,留都大佬们每天都齐集会议,然而一无所能,每天只能是相对发愁,长吁短叹之后散会,第二天依然如是。
大佬们如此,下头自然是暗流涌动,各种神仙都是各施其法,乱纷纷自行其事,一时间,泥沙俱起,从徐、泗、到凤、寿、淮、扬,整个长江南北,到处都是飞骑联络的信使,各镇和地方官吏之间,彼此联络不断,互相商议大事,相形之下,留都方面因为行动太过迟缓,到现在也没有拿的出手的章程,无形之中,地位和权威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了。
在此时此刻,以兵部尚书而督师五省军务的孙传庭的地位,无形之中便是水涨船高,变的特别重要起来。
在从陕西一路到山西,再渡河到河南,然后最后又到山东驻节,几个月间,孙传庭带着自己的抚标部队,与高杰所部一起,绕着北中国各省走了一个大圈,说来也怪,这般辛苦,这位督师大人却并没有瘦下去多少,只是人变的更黑了一些,又因为在陕北时就是夺路逃命,平时的大轿是没有办法坐了,在很多关隘险道连车也坐不成,几个月的风霜辛苦吃下来,精神倒是健旺了很多,身体也打熬的比以前强上很多。
只是流贼迫近京师之际,孙传庭原本是要誓师北上,但关键之时,驻在河南正阳的花马刘先走,然后是山东总兵官刘泽清再逃,两镇一走,他和高杰势成孤军,自己原本就是千里逃亡才到山东,而此时孤军北上,未免太过不智。
况且,皇太子早就有过吩咐,局面演变到现在的地步,不妨先随高杰南下,底下的事等皇帝和太子也南迁之后再说。
有此吩咐,孙传庭便是也与高杰一起南下,到达徐州之后,因知此地是南北要冲,如果要北伐恢复,徐州就是必要的战略要地,就算是暂且只有划江而治的打算,徐、淮一带也是非守不可的。
自古以来,守江必守淮,没有徐淮的上游屏障,仅凭一江之隔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孙传庭的督师衙门设在原本的徐州府正堂,从大门到二门,仪门,内宅门,一切关隘都由衣甲鲜亮的督标士兵把守,孙传庭的中官都是跟随他多年,全部是在陕西选取出来的漂亮英俊,而不失武勇的关中青年俊彦,所以用来站班守备,十分的具有威仪,令得前来参见孙传庭的大小官员都无形中受到震慑,没有见面就开始胆战心惊。
这种威风凛凛的仪卫,再加上他的地位,还有高悬在公厅正中的“尚方宝剑”一起,都是他不可冒犯轻忽的督师身份的一部份,哪怕就是高杰这样的农民军出身的悍将总兵,到了如今的这种局面,仍然是对孙传庭敬畏有加,就是因为孙传庭驭下有方,绝不会在任何时候叫部下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犹豫迟疑。
在这一点上,他很自负,也确实有自负的理由。
此时此刻,孙传庭就对镇守南京的史可法有绝大的不满!
史可法,方正有余,机变亦有一些。而最大的软肋就是进取不足,为人处世是没有问题,但涉及国家政务,就显的优柔寡断,信心不足。
早在孙传庭刚到徐州之时,就写信叫人快马送到南京,劝史可法与他一起联名,一个是镇守留都的阁部大臣,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有十足的号召力,而孙传庭自己则是督师大臣,与高杰一起握有重兵,两人联名号召,命令黄得功等镇即刻起行,齐集在徐、州、凤、寿等地,然后由史可法领头,以勤王或是北伐之名,北上援救君父,最少,要造成一种浩大不可侮的声势出来!
闯贼在山东没有多少兵马,河南一带也很空虚,而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士绅和官吏也不停的在给流贼的伪官政权添乱,闯贼在很多地方都无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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