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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了,寒风瑟瑟。母亲就在正月的隆隆炮火声中离开了人世,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样不言不语的离开了我。她怎么能放下这一切呢?可是,母亲素来是一个冷静而宁和的人。你不晓得她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也就不能明白她练就了怎样的心气不紊、恬淡自适。年近三十的我,也只领会到了三四分。但这三四分,已足够我坚定而坚强的走下去,穿越禁锢我的牢笼,笑着去看明天初起的太阳。
不久,大嫂和我商量,想带着芸儿离开上海;苏曼芝看护着文沁的孩子,也打算一同离开。她们的内在之意是想给我自由,而不再“拖累”我的未来,我自然明白。终究劝不住,只好听从其意见。于是,想法打通了沪上的官方关系——毕竟,文澍留下的部属要重点“看护”的是我,不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最后,终于帮助他们辗转到了香港——此后他们便一直定居在那里。
我将王家公馆及在两广的药茶铺子全部变卖,只保留了方云笙在东南亚一带的药茶铺子——这是他发挥经商才干的平台,想不到已经越做越好了。估计元存勖见了,一定会甘心情愿的收回他当年嘲笑方云笙的话。可惜,元存勖再不会回来了——因为他的罪名已经被定为“通日罪”,一切关乎他的踪迹都会被紧密追缉。他也知道这种危险,于是从此“失踪”。有传言说他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东南亚,或许是阿美;也有人说他一直一个人在海外漂泊,但从不轻易露面,不知躲到了何处。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军占领了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全国的战局形势已经导向*一边,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纷纷南逃。上海,也成了过路之所;台湾,才是他们的终结之地。
而这一年的春天,便是我和文澍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自回国以来,九年的战火带给我的唯一一件厚礼:自由。
共党接手大城市之后,当地富商多有被抓,罪名不知;其产业也全部充公。沪上亦是如此。但这一次,王氏的产业却被幸运的保留了下来,连同那数百家王氏茶庄,悉数交还给了王氏后人。这是因为,王家曾经救过的梁凯——梁复的弟弟,已经成为*的一名官员。他帮助王氏作了爱国之声明,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
而这里的王氏后人,便是从国外回来的德元。当年大哥已经跟他说过,家族重任不可弃。他亦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他终要担起。
这时的我,则回到了英伦。此前,辗转到过香港、印尼一带,探望了大嫂、方云笙等人,还去美国看了许牧原,绕了半个地球,但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元存勖的消息。我们像是被命运无情的隔绝了,曾经相并的轨道不知再次分向何方——我回到了原点,他呢?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向上帝祷告他还活着。
康河边上,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湖水倒映着游人的倩影,平林雁阵间,渔歌唱晚,回味无穷。欧式的建筑大多挺拔厚重,宛若雄狮,而我的小小茶楼,偎依其间,却娇柔如兔。这里景致宜人,人气很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此游玩、闲坐,花白胡子的教授,年轻活泼的学生,旷放的诗人,漂泊的游子……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静静的观赏这些过客,随时准备分享一杯清茶,让自己的心放空、变淡、归真,由此,让自己不再去想过去的心殇,多想想未来——未来也免不了有心殇,但至少还会有未知的欢悦。
耳朵是不能屏蔽一切声音的。这家小小的茶室里,时不时传来各种交流、问候:有的是“来自何乡”,“年芳几何”,有的是“茶有几味”“茶道为何”,等等,其中不乏许多扑向我的闲谈。我并不以之为烦,反而以其为趣——人活着,已然是一件很好很珍贵的事,多说说话,动动口齿,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个声音忽然在这纷纷的对话中跳出来,吹到耳边,“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又不知是什么年轻的浪子在这里说笑,我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一如既往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了一声“谢谢”。
“千金难买佳人笑——真的不可以?”
“这是茶庄,不是——”我的话还没说完,便兀自呆住了。这个声音固然沧桑了许多,但那种味道,却还是熟悉的。
我抬起头,颤抖的视线先瞥见了耳根下那道熟悉的伤疤,接着便看到了那双深邃而黑亮的眼睛。
手里的瓷碗蓦地滑落了——从小到大没有这样疏忽的摔落过半枚瓷器。可是这一次,却是飘飘然的跌了下去,为了腾出一点空间,去拥抱,去抚摸,去感知。
无论破碎还是重圆,生命之旅,不正是一丝丝剥洋葱似的“感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