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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署内,段宏业揉着身上的拳伤脚伤咬牙切齿,发誓要报这一顿老拳之仇,署长则殷勤地给他端茶倒水。
人是不敢关的,事还是要处理的。在翌日通报关于此事的处理意见上,该署长对判决解释如下:“由于此人的行为只是典型的追星狂热,入戏太深,其行为是不检点,但其动机却可悯。”民国法律对此确实也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最后只得罚他五十大洋了事。
可是出了警察局后,段宏业就直呼:“五十块大洋能抱到心中女神,痛快!痛快!值得!值得。”当时报上大事渲染,好事之徒作诗一首:“冰雪聪明目下传,戏中魁首女中仙;何来急色儿唐突,一声心肝五十元。”由于张以卿搅了他的好事,所以深恨之。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结下梁子。
过了两天,蔡锷果然不负前言,再约张汉卿听戏。
坦率地说,张汉卿对戏曲没半分兴趣。经历过后世娱乐极大丰富的时代后,民初的这些消遣玩意真的只能算雏形。
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拨儿挠儿叉儿锣儿各自开战,呕呕呀呀之声不绝于耳,混杂在形形**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煞是热闹。张汉卿见了此情此景非常高兴,这要比前段时间自己来“探秘”南北妓院的差别时有趣多了。只是奇怪,为什么单独自己时是一番景象,和蔡锷出来就大不同呢?
朝雨邑清晨,尘寂马蹄新。张汉卿与蔡锷相约一道来开明戏院看戏。尽管内心对看戏深恶痛绝,脸上却装作一幅初哥的欣喜情况----俗话说天欲降其大任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就算是一种考验吧。
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也用不着附庸风雅,连现代文坛七大家之首的鲁迅对京剧也不感冒呢。他在《社戏》里说他二十年里只看过两回京剧,无非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
张汉卿锦衣华服,长衫飘飘,公子哥的本色出演;蔡锷则穿以惯常的商人服装,借以半遮半掩身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张汉卿是谁家的大少,而蔡锷则是跟班。
珠市口往南,就是天桥一带中下层劳动人民游乐的茶园、戏园了,人们花几枚铜板就可以欣赏到京剧、评剧、梆子、曲艺等各种玩艺儿。有位京剧演员梁一鸣,模仿马连良惟妙惟肖,一般听不起马连良戏的观众就热情地称他是“天桥马连良”,金庸笔下的“天桥底下说书的”中的天桥,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不过珠市口是个界限,演员在天桥一带唱红了,能够进入位于珠市口南端的开明戏院,才意味着他跨入了戏剧界的上层。
开明戏院始建于民国元年,由中日两国合资经营,造型和外边门脸都依照外国戏院。由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孟小冬、号称“评剧皇后”的白玉霜等常在这里演出,所以向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表。
平素人本就多,今天更是人山人海,路为之塞,直逼史上春运。张汉卿心中暗叹:到底是万恶的旧社会,娱乐项目极度单调,就听个戏,值得这么夸张。直到有人念叨,这才知道,原来是擅长诗、书、昆曲的袁大总统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的将在此票演一场昆曲。
袁二公子偶尔客串,当然值得捧场,倒不是因为他的官方身份。要知道这位袁克文公子,雅嗜京剧、昆曲,为京津名票。不但精通戏剧理论,写过评戏文章,又能粉墨登场,可是百里挑一的戏曲名家,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论者评为字正腔圆,不让名伶,当时其名气不在梅兰芳之下。只是他原是痴于此道,却并不引以为生,因此普通百姓难得一见其真容。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据说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他自幼聪明过人,据说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也有些偏爱。
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袁世凯因为其长子失手跌下马导致腿瘸形象不佳,又疼爱此子,便一度想立其为“太子”。可是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喜正经读书,却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实在刺痛了老袁,但根已形成,只得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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