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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魏忠贤把这件事和他的亲信王体乾商议的时候,王体乾提醒魏忠贤说:”主上凡事愦(kui)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一不慎,吾辈无遗类矣。”魏忠贤听后也心中暗惊,于是遂将那几个人处死,杀人灭口,化解了此事。后来,张皇后在信王朱由检即位一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熹宗临死前不久,对张皇后说,魏忠贤告诉我说后宫有二人怀孕了,以后生男就立为皇帝。张皇后表示反对,认为应当早立信王。信王想推辞,皇后自屏风后走出,说:”皇叔义不容辞,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才愿意继承皇位。熹宗对于张皇后,始终爱惜。他临死之时,将张皇后托付于弟弟信王朱由检,命曰:”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此后,思宗对张皇后确亦非常敬重。有一次,思宗的皇后周氏对思宗说周延儒人品如何不行,思宗心中不满后宫议论朝政,问周氏怎么知道,周氏以张皇后对,思宗遂无言。
不过,在遍布魏忠贤和客氏爪牙的后宫中,张皇后还是遭到客、魏二人的暗算。天启三年,张皇后有孕。魏忠贤和客氏密令宫女在为皇后捻腰的时候下重手。一个年方18岁的皇后,哪里明白这些道理。宫女们按魏、客的吩咐,”捶之过猛,竟损元子”。这一事,后来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第十条罪状。其实,作为皇后,虽然宽容待人,而且正直敢言,但是无法纠正宫中的歪风邪气,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清代学者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张皇后敢于在当时陈《赵高传》于几案,就说明她的”不慊”的勇气,然而”即以慊风诸妃,万不能实诸妃妊(ren),他日称皇太后也,惜也。”谈迁也说,尽管张皇后谦而不妒,使妃子们都能接触到皇帝,但是却不能保全诸妃的生育,以致自己也无法在天启以后做皇太后,真是可叹。这样的批评,应当说是苛求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张皇后能保全自己,已经是她不胆怯的最好结果了。
天启五年八月,熹宗在客氏、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然后,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泛小舟荡漾,却被一阵狂风刮翻了小船,差点被淹死。经过这次惊吓,熹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天启七年夏,病情加剧。八月十一日,召见异母弟信王朱由检,招呼弟弟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体觉稍安,只是因为安排了后事,所以放心了许多。10天之后,熹宗就驾崩了。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的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
朱由检比熹宗朱由校小5岁,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这是因为,朱由检在天启二年(1622)被他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13岁的信王,年龄也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们悉心**。等他18岁的时候,朱由校又替他完婚,聘周奎之女为王妃。从这些事情看来,朱由校本人虽然贪玩,但是对于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却一点也没有耽误。所以,朱由检的文化修养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高得多。朱由检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朱彝尊说朱由检的书法” 龙腾虎跃”,气韵非凡。其次,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静得多。
熹宗朱由校因为是皇长孙、皇太子,一直被后宫中的投机分子如李选侍(西李)、魏忠贤等人居为奇货,导引坏了。而朱由检虽然也是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东李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当时,熹宗朱由校无子无女,孑然一身,而兄弟七人也只剩下五弟一人,朱由检已经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了。在朝臣们心中,期盼信王朱由检继位的愿望也早就有了。一些在野的大臣们闲聊的时候,都主张劝信王早日出阁讲学。出阁讲学,一般是皇太子的礼节。当然,这样的奏疏,是谁都不敢上奏的,因为这无异于诅咒熹宗早死无后。但是,在信王朱由检那里,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气象。信王朱由检基本上托病不愿上朝,以避免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二日,熹宗让信王入继大统的决心已定,而留给信王的嘱咐是两点:一,善事中宫;二,重用忠贤。也许,熹宗压根就想不到,侍奉他小心谨慎的魏忠贤并不会同样如此侍候信王朱由检的。熹宗弥留的最后几天,魏忠贤一直在苦思良策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想居摄,但是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却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他想搞宫廷政变,但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却说:”恐外有义兵。”在明代的政治环境中,异姓称帝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熹宗死的第二天,魏忠贤无可奈何之下,向外公布了张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此后的数月中,在魏忠贤与新即位的朱德陵由检之间,将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较量。清除前朝的宠臣,似乎是明代政治发展的一种规律,在崇祯一朝也同样会发生作用。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的去世,标志着明代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清代学者谈迁在其《国榷》中说,天启一朝,与正德一朝极相似。熹宗”好猎乐内,嫉谏悦■(xing),无一不同”。以此看来,天启一朝,魏忠贤诚然罪过极大,大臣更显无耻,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熹宗亦难辞其咎,不能不为这一时代的黑暗承担责任。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
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
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
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