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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便到了春节时候。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便是几千年来存在于村乡之中的最大阻碍。
地主乡绅。
乡绅的正式名称，直到宋朝才出现，但从秦汉的士和绅的概念诞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称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发达，政令不下乡村的古代，是联系百姓和朝廷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于是也诞生了北宋时一句有名的话。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里面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庙堂之上的重臣大员，以及各层各级的官僚，最后乃至乡间的地主士绅。
皇帝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面对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治理百姓，从而治理天下。
这种方式充斥着无奈，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尝试改变，最后发现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无法彻底解决。
这套东西形成定式后，最基层的乡里村间，变成了最上面无法触及的地方，虽有亭长伍长，但这种数年轮替的官员，怎么比得上百年家族势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在华夏大一统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谓是地主豪族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虽然明面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仅此而已了。
这种积重难返的陈苛，在皇朝兴盛时倒还能维持作用，但在皇朝积弱的时候，变成了极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权衰败的时候，对于下层的平民百姓来说，决定他们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个村里的乡绅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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