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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袁熙信里的话不多，意思很明确。
便是刘表现在已经算是高寿了，有没有想过百年之后，子嗣如何安排？
袁氏之事在前，景升公没有身后之忧吗？
刘表看后，不但没有因为对方谈到后事而生气，还陷入了沉思。
袁熙信中所说的事情，确实是他现在最担心的！
二袁相争，袁氏二子内斗，几乎将板上钉钉属于袁氏天下的大好局面让了出去，天下诸侯包括刘表在内见了，都暗自警醒。
在很多外人看来，袁绍废长立幼，乃是取祸之道，但少数人却能理解袁绍的想法，其中自然包括刘表。
因为他也想废长立幼。
汉律在规定继续承人的时候，虽然提到长幼有序，但更重要的是，家主的决定权。
自古以来，即使对于虚假的神明，华夏人也遵奉着实用主义的路线，更别说直接关系到家族前途的立贤立长之争了。
各人有各人的家事，刘表不清楚袁绍的目的和动机是不是和自己一样，但对于刘表来说，废长立幼是他所能想出的兼顾各方的两全之道。
因为在荆州，几大家族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想要在荆州行事，便离不开这几个家族的支持。
荆州实际上一共有八大家族，庞家（庞统）、马家（马良、马谡）、习家、杨家（杨仪、杨颙）、黄家（黄承彦）、蔡家（蔡瑁）、蒯家（蒯越、蒯祺）、桓家（桓阶）等。
东汉初年，八大家族里习氏最强，他们的先祖习郁为光武帝献计平定秦丰，封为襄阳侯，当时整个襄阳都是习氏的食邑，后世习祯投靠刘备，做到了广汉太守。
此世刘表入荆州后，与延中庐县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等共谋大略，夺取了荆州，蔡家和蒯家开始崛起。
蔡家虽然事迹不显，但从其和刘表联姻来看，显然是将赌注斗压在了刘表身上，应该是背后下了不少力的。
而蒯家功劳最盛者，则是蒯良蒯越两兄弟。
蒯良为刘表献计，“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这成为了刘表之后一直奉行的战略，同时蒯越诱请宗贼首领五十多人赴宴杀之，夺其部众，又劝降江夏贼首张虎陈生等人，让刘表有了自己的私军，兄弟两人也就此成为了刘表夺取荆州的首要功臣。
当然，这些私军战力不如其他家族的部曲，汉末时候，诸侯所用多是私兵部曲制度，即主公的部下，其所拥有的部曲，是直接听命于部下，主公是直接无法直接指挥调动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成本问题，部曲的武器盔甲粮草，都要有人负责，很多诸侯没有土地财货，自然也养不起兵，于是只能采取折衷之策，即招纳自带部曲的部下，为自己效忠。
这些部下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也只有他们有大量的家奴，和能养活家奴的土地，谓之私兵，当初麴义的八百先登，高顺的陷阵营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主公不需要养兵，只需要得到对自己忠心的部下就行了，而投靠主公的部下，自然是因为主公许诺的条件，双方大部分时候，只是基于利益合作。
但这种情况自然也有隐患，主公不能随意调动兵马，说明其无法完全掌控部下，而部曲的武器盔甲，乃至粮饷家人，都是身为地主的将领养活，自然也对家主付出比最上面的主公更多的忠心。
这对于小富即安的诸侯来说，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志向远大有野心的主公，便会想办法消除这些隐患。
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士族之间的矛盾，找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辖制部下部曲的规模，若再做的明显些，就是对一些不在怎么听话的部下直接下手，治罪削地，夺其部曲，后世孙权就是精于此道的佼佼者。
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原地区，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袁绍对付麴义吕布，皆是看到了其私兵势大的隐患，曹操直接打压甚至杀死兖州士族，皆是如此，此事无关对错，只关乎利益。
当然，曹操杀边让时政治手腕还不成熟，手段太过极端，目的太过明显，远不如袁绍利用冀州士族谋士间的矛盾那么隐蔽，所以激起了强烈反弹，吃了大亏。
后面他想到的解决之道，便是屯田制，收归多余的土地，加重百姓的税赋，用多余的财货收买士族，彼时兖州士族反叛失败后，也只能接受了曹操的条件，两边暂时共存下来。
袁熙则是一早便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最早打幽州的时候，并怎么依赖当地士族，反而是依靠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士族，或者是良家子打天下，同时尽可能将土地纳为公田养兵。
他敢这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背靠的本就是势力庞大的袁氏。
但中原的做法，放到长江以南，又有些行不通了，因为无论荆州所在的江表，还是江淮所在的江左，亦或士族最为顽固的江东，相对于连年战乱的中原，士家大族已经稳定经营了数百年，势力早就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掌握一地极为困难，尤其作为外来户的主公想要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当地士族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孙权终其一生都在斗士族的原因，孙氏出身太低，没有几百年的人脉关系，不采用极端手段，很难压服当地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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