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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后世的人说起可口可乐,那他一定不会陌生。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可口可乐那种享誉世界的汽水饮料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在1927年的欧洲,可口可乐的发展并不顺利。
可口可乐于1880年代在美国初上市时,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饮料。
它的市场魅力,有部分来自它不含酒精,因而是合适的戒酒饮料。
但1920年当该公司试图将市场扩大到欧洲时,却发现其产品被怀疑有害健康。
毕竟它含有糖和咖啡因,销售对象特别锁定年轻人,且含有一种该公司不愿泄露的秘密成分。
管制官员和药物协会心存疑虑。
而在欧洲,拿可口可乐是酒的替代饮料来反驳,效果不如在美国来得大。
以酒类替代品为诉求,未有助于拉抬可口可乐的业绩,反倒使它除了面临医界的不利论点,还多面临了来自酒商和酿酒业者的保护主义压力(至少在法国,酒商以美国海关管制葡萄酒和烈酒出口,理直气壮要求可口可乐也应接受它所拒绝接受的法国饮料规定)。
这一营销诉求还有别的影响,模糊但重大的影响,那就是触痛了民族主义者的敏感神经。
这些人提醒同胞“什么样的人吃什么样的东西”,担心年轻人舍葡萄酒或啤酒而就可乐后,会变得比较不像法国人或德国人。
这种想法阻碍了可口可乐在欧洲的发展,直到1927年,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亨利·福特在年初刚刚升任了可口可乐欧洲总部驻德国分部的董事长。
按理说,职务提升了、工资也提高了,亨利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当亨利接到自己即将升职的通知时,他的内心是欲哭无泪的。
在他之前,德国分部起码有六个副董事长接任了前任董事长的位置,理由都是因为前任未能扭转公司账目上的亏损。
可口可乐德国分部的董事长位置一度被员工们私下戏称为“祭坛”,意思是每年都要献祭一个董事长。
当初亨利也是这些私下嘲笑的人中的一员,他作为副董事长虽然也有资格继任,但是资历是最年轻的。
亨利想着在自己前面有六个老家伙,怎么说都能扭转公司亏损的局面吧。
所以对此事毫不在意,甚至还对继任后焦头烂额的老前辈们幸灾乐祸。
没想到现在轮到他上祭坛了,现在亨利才意识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不过亨利并不想放弃,因为他着实需要这份工作。
前几年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吓坏了他,他的家人一度失业,是靠着亨利的工作才养活了一家几口人。
现在虽然德国经济有所恢复,不过想要找到待遇如此优渥的工作并不容易。
因此,亨利没有坐以待毙,他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想要扭亏为盈,无非就两个选择,要么开源,要么节流。
亨利的前辈们已经用惨痛的失败告诉亨利,开源是没什么好办法了,那么只能在节流上下功夫了。
当然,通过技术来节流是万万做不到的,亨利能想到的就是通过裁减公司人员、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员工工资的办法来减少支出。
这种方式一开始确实行之有效,不过很快就遭到了员工们的抵制。
愤怒的工人拉起横幅进行游行,直接向科隆的分公司总部进军,数百名拿着铁铲和锤头的工人怒吼着冲向了公司的大门。
门口的保安见势不妙,直接放弃了抵抗,自己的工资一个月才多少钱,玩什么命啊。
于是工人大军很快占领了整栋大楼,将正在研究市场偏好的亨利从办公室里揪了出来。
接着,工人们对他进行了阶级斗争,实现了物理层面的挂路灯。
亨利被倒挂在了三米多高的路灯杆上,身上还挂着木质的牌子,上面写着亨利所做的事情,还在最后痛斥亨利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做完这些事情,这些工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亨利因为被倒挂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脱困,只得大声呼救。
好在这根电线杆所处的地段也不偏僻,有不少行人经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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