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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头天晚上,我和麦克·杜克、拉伦还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觉得好天气对选举很有利。目前,党内已经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选民真正关注候选人,而不是受党派意愿的支配。过去的这一周,情况有点奇怪。每次出现不利的发展局势时,你会说,没希望了,但过后,你还是会充满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还在讨论有没有赢的机会。《论坛报》和第三频道又联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就在波尔卡罗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结果显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个百分点。麦克说,他觉得从那之后,情况开始不断好转,雷蒙德暂居下风的形势反而让他又获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们四个大男人,就那样满怀信心地坐在那里。
在办公室里,和往年一样,随着选举的临近,气氛却越来越轻松,大家都感觉快要熬到头了。检察院的这些人都是擅长阴谋诡计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职期间,却由于雷蒙德的反对,没能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前,曾经有副检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竞选活动的门票,大捞了一笔,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雷蒙德从来没有以捐赠的名义向自己的下属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请求过任何人帮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经在这工作的人,为了保住各自的饭碗,都暗中保持着对党派的忠诚。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经和波尔卡罗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选举的这一天,雷蒙德会给检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这些支持党派的人会挨家挨户敲门分发传单,开车把年纪大的选民送到选举站,全程跟踪选举结果,等等。今年,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将会是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办公室,在这艘即将触礁沉没的轮船上继续担任大副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师,有的在准备总结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年轻点的检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联邦检察院的工作了,或进行反舞弊宣传,或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或处理应对各种投诉。例如,哪台投票机坏了,哪个投票点有人带了一支枪,哪个监票员佩戴了一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徽章等。我在办公室里,也会偶尔接到打来汇报最新动向的电话,或是媒体打来询问情况的电话,我会尽职尽责地向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暗中破坏民主选举进程的迹象。
四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兰泽的电话。他说有人打开了大厅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投票才会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在故作轻松地谈论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报告的了。
“他肯定输了。”利普兰泽告诉我,“我在第三频道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的初步投票结果。他说,以目前的趋势看,尼可可能会以八至十个百分点获胜。”
我的心再一次勐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五脏六腑都纠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着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楼,看着市中心一排排建筑的沥青屋顶,看着两个街区外的小河和河里污浊翻腾的河水。我已经坐在这栋大楼里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却还是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吧。”最后,我终于沉重地说,“还有什么?”
“没了。”利普兰泽回答,“就是跟你说这件事。”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要继续查卡洛琳的案子吗?”
“你难道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有。”他说,“没有啦。今天,有人来我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报告,是给莫拉诺警察局长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枪抢劫时,他都没有看过那份报警报告。”
“如果你有个丈母娘。”我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利普兰泽听懂了我的笑话,他知道,我这是在为我之前的不耐烦道歉。“他们大概只是想让尼可知道最新的情况。”我说,“莫尔托大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今天施密德亲自来了,表情还很严肃,像是有人枪杀了总统一样。”
“他们就是做做样子罢了。”
“可能吧。我等会儿就要去北区法院,找一找那边的文件档案。”利普兰泽说的是我上次去过三十二区分局以后,我们一直在找的丢失的那份档案,“他们说五点之前能从档案室拿到资料。我想早点去。你今天晚上在哪里?我万一找到什么,去哪儿找你?”
我告诉他,我会在雷蒙德的聚会上,应该是在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急着要一个调查结果了,但利普兰泽说,无论有没有发现,他都会来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敬意。
“况且,爱尔兰人的聚会。”利普兰泽说,“还是很好玩的。”
利普兰泽的预计一点儿也没错。聚会上有乐队演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孩唱着歌,跳着舞,她们胸口挂着印有选举口号的小牌子,头上戴着印了选举宣传画的小帽子,都用浅绿色的艺术字写着“雷蒙德”的字样。在舞厅前面,空无一人的演讲台两侧,竖着两张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厅里来回穿梭,和大家随意打着招唿,感觉却糟透了。
七点半,我来到五楼雷蒙德的套房,房间里到处是帮助过雷蒙德参与竞选的人。一个梳妆台上摆着三盘冷菜和几瓶酒,但我没有喝。三个房间里起码有十台电话,所有的电话都在叮叮作响。
到了这个时候,本地的三家电视台都预测尼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拉伦法官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嘟嘟囔囔地说着投票后民意调查之类的事。
“这是第一次。”他说,“我看见人还没倒下,就已经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却表现得很冷静。他坐在最里面的一间卧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当他看见我的时候,挂了电话,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兄弟。”他说。我知道,这句话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经在其他人面前重复了十几次了,但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为能够成为这个悲伤大家族里的一员。
雷蒙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我坐在他旁边的脚凳上,一瓶打开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着打电话,和拉伦、麦克·杜克、乔·瑞利商量着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也是这样坐在我父亲身边,陪他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是听收音机里的赛况直播。我在坐到他旁边之前,总是先要征求他的同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最温情的时光。我长大一些后,父亲喝啤酒的时候,还会时不时把啤酒递给我,有时我们也会大声对球赛评头论足一番。
最后,话题终于谈到了如何上演最后的谢幕。雷蒙德是先应该和尼可谈谈,还是应该先下楼对他的忠实拥护者说几句?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尼可谈谈。麦克说,雷蒙德应该给尼可打个电话。乔说,发个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说,“尼可就在街对面。我直接过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让拉伦去安排他和尼可的会面和演讲,然后回到这里,接受媒体记者一对一的采访。他让梅可把采访都安排在九点半前后,然后,他会在十点接受斯坦利的现场直播采访。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梅可也在房间里,她坐在背对我们的一张椅子上,转过身,对我说了两个字:“伤心。”
雷蒙德说想和我私下聊聊,我们便走进了更衣室,更衣室位于两个卧室中间,里面是一个带大衣柜的洗漱间。
“你怎么样?”我问。
“还不算太糟,但我会撑下去的。你听好。”雷蒙德说,“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我去见尼可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辞职。我不想再听什么废话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赖着不走。尼可既然这么想当检察长,那就让他当吧。只要金德区的区长同意,他想当什么都可以。”这真是搞笑。波尔卡罗就是区长,他还是党内主席,同时还是市长,这个家伙的头衔比国际公司老总的头衔还多。
我告诉雷蒙德,他做的这个决定很明智。我们看着对方。
“我应该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说,“如果说要我选一个副检察长接任,你知道,我绝对会选你。我当初就不应该自己参选,应该推举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紧,都让我再试一把。”
我摆摆手,摇摇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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