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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临终托付给我的事,却苦了我。我查了上海戏剧史、文化史、经济史,甚至上网“oogle”、“百度”一通,也找不到“筱月桂”这个名字。请教了一些老上海文化人,倒是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坏女人”、“女流氓”、“白相人嫂嫂”,还有人称之为“黑社会淫妇”,而具体材料却无人提供。
所以,刘骥先生交代的这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没有上心。直到我又一次陷入颓唐,成天提不起精神,上班混工资,写时髦男女如何消遣,下班后泡酒吧寻碟片上网,觉得天下万事,都能狂眼横扫,一痞了之。一直到前些日子,我为了不值得的小事与《新良友》主编大人吵了起来。他倒没有说解聘,但我觉得如此只求生存,太没有意思。
这时,我想起刘骥先生的嘱托。我干脆请了病假,放弃几天工资,坐到图书馆去仔细翻找民初旧报。一个女人社会名声能坏到如此地步,所作所为,必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今日也未必乐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天天钻纸片堆,弄得蓬头垢面,果然读到不少材料。她的事像磁铁,我一靠近这一大堆材料,就无法走开。
刘骥先生年轻时在爱情生活上弄出很多故事,在30年代文坛,几乎有登徒子之名,但始终是在新文艺界人物中周旋。
后来刘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左翼戏剧的一面旗帜。他从未当高官,却比那些光会打棍子的人物聪明得多,善于保护自己,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吃比别人多的苦。解放后他不再写任何作品,可哪个电影戏剧的委员会都少不了他,哪届政协都落不下他,不少人恭称他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
名声显赫、德高望重之后,他早期与如意班合作,没有人提起,他自己也语焉不详。
刘骥这个人,不方便提的,他就不提;而绝口不提的,自然有绝不方便之处。
我敢肯定,刘骥在心底里,是暗恋过筱月桂的,只不过没有表白的胆量。证据就是,他在医院里嘱托我写筱月桂时,除了说“这是我遇见过的最能干的女人”,还添了一句“这是我遇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虽然声音轻了下去,好像是怕得罪什么人似的。
或许他认为这话不应当让妻子丹仪听到,其实她那时不在病房里。
最让我对筱月桂这个故事动心的,就是他这句半吞半吐的话。也许,是我心里一点暗暗的嫉妒吧。刘骥一生和多少女明星有过交往,筱月桂的确漂亮,或许比她们都漂亮,但毕竟还没有被公众评为20世纪上海第一美人。刘骥这句赞美,明显带着个人感情。
我们相处一年多,直到他仙逝而去。一年中,唯一他谈到学问,就是吹嘘他如何巧译odern一词。当时什么概念都得自找翻译。他译成“摩登”,顿时风行。其实他当时想到的是《楞严经》中那个淫荡女摩登伽,把佛弟子阿难拖上床,几乎坏了他的德行。
现代,就是坏人德行的尤物,像当时某些时髦女子。他说当时灵机一动,妙手偶得,现在看,还真有大学问可做。
言毕他哈哈大笑。我当时真怕他笑得背不过气来。
我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想到的摩登伽女就是筱月桂。
我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就把筱月桂的故事送到主编那儿。我们的杂志的风格是白领小资,有人物栏目,介绍昔日明星名媛的传奇色彩故事。我认为我写的传记,文字功夫不说,传主人物绝对有意思。
从办公室出来,我有意顺着刘骥先生住的方向走回住处,心里十分怅然,感觉他依然活着,他只不过是在等着我写筱月桂,只不过是让我单独去认识一个人而已。他的那间书房对着外花园。看着那窗纱在风中拂动,我想告诉他,经过千辛万苦的周折,我终于找到筱月桂,也是我运气好,是她亲自接的电话,似乎心情不错。于是我在电话里与她聊起来。
刘骥先生的魂魄知道了,一定会高兴。但是我也知道,如今是丹仪一人住在这儿,我没必要去打扰她,便从门口走了过去。
主编板着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待我走到过道上,编辑部其他同事就幸灾乐祸地低语开了。
为写昔日上海申曲星后筱月桂的传记,我整日神魂不安,但翻资料那副狠劲儿,不好好梳妆打扮,来去匆忙的样子,不可能全瞒着这些隐私虫。当我交上稿,希望刊物连载,恐怕都传遍了。
主编关上门,一点不绕弯子地说:“写得不错,但《新良友》不能刊登。妓女、黑社会、暗杀,这些忌讳摆到一起了。这个筱月桂很难做人生楷模。”
我的天,我倒抽一口凉气,不知该如何反驳,我问:“上海昔日明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部接一部传记?阮玲玉已经有多少部传记,还有电影!”
主编想缓和气氛,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新良友》的定位是小资时髦,读者是城市白领银领女性。筱月桂会吓到她们,况且,如果女人都像此人,不就翻了天?还是安定重要。
“你是说,吓坏白领,就会影响安定?”
主编一笑,“你这话不中听,倒是点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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