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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靠着山脚岸边长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言子”,笑成一团。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是我父亲。
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
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在家烧饭做家务,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能有什么奢想?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尽在落思乡泪。
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恨不得一刀挥过去。
父亲却不记恨,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比如借盐借米时,父亲照样给,别人不还,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父亲提起灭火器,就往坡下冲,火灭后,他的脸一身衣服都熏得黑乎乎。
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80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作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象“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书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
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
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我惊醒了,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
我看拂晓的窗外,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梦中的那片桃树,长到了梦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