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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要轮到梅可去做，她记下了。
法官拉伦·利特尔脸庞很大，皮肤黝黑，脸上充满了聪慧和威严，我一走进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还是白人，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这圈子中的一员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显得很是如鱼得水。
拉伦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档。最开始，他们俩都积极地支持政治变革。他们辩护的包括各种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还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愿意出钱的任何人。在拉伦当上法官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案子中和他是对手——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人起诉了一个来自西海岸郊区的富家小孩，那小孩总是喜欢私自闯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里。拉伦身材高大结实，很有震慑力，头脑又精明，能对证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能说会道，还举一反三。他可以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一转身，又会像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布道师。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对方律师的存在。
后来，雷蒙德离开了律师行当，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选举中，拉伦积极地去帮助他，拉来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选票。两年之后，雷蒙德参选市长时，拉伦也同时参选了大法官，并继续帮他拉票。结果，拉伦获胜，雷蒙德落选。雷蒙德落选后，拉伦虽然当上了大法官，却因为自己对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牵连。当选市长的波尔卡罗把他安排在北区分庭，等于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处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而这些应该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后，雷蒙德以积极支持波尔卡罗再度竞选市长的行为，才换来了拉伦的自由。从那以后，拉伦就开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担任法官。尽管与雷蒙德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伦的表现就像一个毫不留情面的独裁君主。大家都在说，在拉伦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一较高下，但最难对付的却是穿着法官袍的那一个。
拉伦一直是雷蒙德竞选阵营中的活跃分子，现在，按照《司法行为准则》的规定，他不能就任除法官外的其他任何官方职位，但他仍然还是雷蒙德的圈子里的人，这些圈子里的人都是雷蒙德原来在法学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还有早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和雷蒙德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甚至会让我生出一种青少年时才有的渴望和向往。那些人中就有拉伦，有麦克·杜克，他是市中心一家大型公司的执行合伙人，还有乔·瑞利，这些人是雷蒙德在此刻可以绝对依靠的人。
麦克·杜克负责的是监督竞选资金的运作，这个任务在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麻烦。原本按规矩，雷蒙德不能参加任何筹集经费的活动，这样会破坏他的独立形象。但今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最近，雷蒙德已经参加了很多筹款的活动，会见了不少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就像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绅士，雷蒙德必须向他们证明，他还是十二年前那个聪明精干的公正化身。雷蒙德会用聊天般的口气说说自己的竞选计划，然后会有人把他叫走，再把拉伦叫走，留下麦克一个人，继续向这些人施加压力。
我今天来这里的作用就是这样。我是雷蒙德中途借故离开的理由，他向在场的人介绍我，然后解释说，他需要向我了解办公室的情况，要暂时走开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尴尬的——压根儿就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坐一下，只有拉伦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坐在桌子后面，被笼罩在浓浓的雪茄烟雾之中，等着雷蒙德和他们进行最后一轮握手，讲完最后的各种笑话。最后，雷蒙德终于出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口香糖。
“怎么回事？”我们刚从门卫身边经过，走到俱乐部外面的绿色遮雨棚下时，他就开口问道。从今天早上开始，空气变得温柔起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翻滚，春天就要来了。
我告诉他斯托打给我的电话，他半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如果让我抓到他们两个搞鬼，我绝饶不了他们。”他说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我们现在正沿着马路，快步朝区政府办公楼走去，“他说的那是什么鬼东西？什么独立调查？”
“雷蒙德，这就是一个记者的猜测，说不定压根儿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什么事都没有。”他说。
我又开始跟雷蒙德汇报警方和缉毒署之间的冲突，但他没让我说完。
“我们现在在卡洛琳的案子上有什么进展？”他问。看得出来，对莫尔托动向的猜测重新点燃了雷蒙德对调查结果的热切期待。他像连珠炮一样提出了更多问题。有毛发和纤维分析的报告结果了吗？还要等多久？对指纹的分析有最新结果了吗？州警局那边对卡洛琳曾经起诉过的性犯罪案件有什么记录？
我告诉雷蒙德，这所有问题的答案我都还不知道，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和缉毒署召开负责人会议，听到这里，雷蒙德突然在马路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他非常生气。
“妈的，拉斯迪！”他面红耳*、愁眉紧锁、怒气冲天，“我那天就跟你说了，要把卡洛琳案子的调查当作头等大事。这个案子很重要。尼可现在揪住这件事不放，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再说，就算是为了卡洛琳，我们也要赶紧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才对。让梅可去管那些事情，她完全没问题的，她可以去盯着缉毒署和警方相互狗咬狗，她可以决定哪些案子要起诉、哪些不起诉，你管好调查就行了。我希望你把手下最能干的人都叫来，好好组织一下。现在就去！你给我做出个专业点的样子来。”
我低头看着马路，左边看看，又右边看看，没看到认识的人。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我想。我当律师已经十三年了，居然被人在马路上这样破口大骂。
雷蒙德继续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最后，他回过头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原本以为他还会骂我几句，但他没有，他只是说：“唉，那些人都是浑蛋。”我明白了，刚才的那顿午餐他吃得并不愉快。
在区政府办公楼里，电梯员高尔迪看到有人来，把凳子往里一塞，把报纸折了起来。高尔迪个子矮小，头发灰白，一整天都坐在空荡荡的电梯里，等着把雷蒙德和其他区政府的官员们送上楼或是送下楼。我打算说那个失踪的*类案件的事，但我们还在电梯里，我忍住了。因为，高尔迪和尼可关系很好。有一两次，我甚至还看到尼可站在电梯里，让高尔迪帮他打探大厅里有哪些人，如果没有人在附近，尼可就会摆出一副正儿八经、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们下了电梯，走进办公室，我跟在雷蒙德后面。不少副检察官跑过来，他们都想和雷蒙德说两句，有些是确实有问题要请示，有些只是想知道竞选的最新情况。我在雷蒙德和这些人说话的间隙，跟他说我已经查了卡洛琳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时候，故意轻描淡写，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对他承认失败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时说话，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有一个案子的档案不见了。”我又说了一遍，“她手头上有一个案子，但我们在记录里找不到。”
这终于引起了雷蒙德的注意，我们已经通过侧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什么案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是一个受贿案——*类案件，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过了梅可，也查了自己的档案记录。”
雷蒙德打量了我一秒钟，然后，他的神情开始变得恍惚。
“我两点钟的时候应该去哪里？”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大声喊他的秘书萝瑞塔，一直喊，直到秘书出现。这个时候，雷蒙德应该去参加一个律师委员会关于刑事犯罪案程序的会议。他应该在会议上介绍全州关于审判体系的各种改革，这也是他竞选过程中一直唿吁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会议已经发出了媒体邀请，电视台和各路媒体记者都会在那里，而他，已经迟到了。
“妈的。”雷蒙德说，“妈的。”他一边绕着办公室团团转，一边说，“妈的。”
我又说了一遍，“总之，这个案子在电脑系统里怎么都找不到。”
“她给科迪打电话了吗？”他问我。
“卡洛琳吗？”
“不是！萝瑞塔。”
“我不知道。”
他又开始喊萝瑞塔了，“给科迪打电话。给他打了没有？天哪，快点打，快点叫人下去。”雷蒙德看着我，“那酒鬼一天到晚用车上的电话，老是打不通，他妈的他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我原来还以为你会听说过这个案子，你说不定还会记得点什么。”
雷蒙德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坐在椅子里，靠在墙上，这面墙被那些副检察官们戏称为“雷蒙德之墙”，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照片和其他纪念品，像是律师协会的奖励，法庭上素描师给他画的素描画、政治漫画，等等。雷蒙德又露出那种充满沉思的表情，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天哪，这就是一场灾难。每次参加竞选的时候，拉伦都建议我找一名副检察官，让他全职负责竞选的所有事情，我每次都没有听他的，但也没出什么问题。但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又没人负责。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两个月都没进行民意测评了。还有两周就要选举，我们还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形势，也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他用手捂住嘴巴，摇着头。与其说他表露出来的是焦虑，倒不如说是窘迫。雷蒙德·霍根，金德区的检察长，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一切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沉默着。刚刚在马路上挨了那一顿骂后，我不想再毕恭毕敬了。我在政府工作十三年，我知道官场的生存之道，我必须确保在丢失档案的这件事上，我能自保。
“总之。”我又开口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是归档的时候出了错，还是真的有什么内幕。”
雷蒙德瞪着我，“你怎么又在说那个档案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萝瑞塔说有电话打来，雷蒙德接起电话。是桑迪·斯特恩打来的，他是律师协会的主席，也是一名很厉害的辩护律师。雷蒙德向他道了歉，说是被缉毒署和警方之间的争执耽误了，但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当雷蒙德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声喊科迪。
“来了，来了。”科迪一边回答，一边从侧门走进来。
“总算到了。”雷蒙德朝一个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换了个方向，“我的外套在哪里？”
科迪已经拿着他的外套了。
我只能暗暗祝雷蒙德好运。
科迪打开门，雷蒙德刚出门，又马上折了回来。
“萝瑞塔！我的演讲稿呢？”
原来，科迪也已经拿着演讲稿了，但雷蒙德还是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他打开抽屉，在走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是那个*类案件。
“我们到时候再谈。”他对我说，然后便一路小跑出去了，科迪紧紧在他身后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