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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如《上海事件纪念》中逃难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认识并不“深刻”,思想也没升华到“赶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
多年以后,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为正流所不容……”
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汉奸”,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烛微还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而苏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尽管还想抗衡,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将她弄到监狱,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几乎倾家荡产。
没了钱,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那里是贫民区,住着很多风尘女子,有人讥讽“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苏青立马反驳: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没有男人照顾,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也擅长文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这位“谢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谢就是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山东热血青年,早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不久同居。
当时上海小报《东南风》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肆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
姜贵在1946年辞去军职,于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兼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经商失败后迷上写字,小有成就。姜贵在自传小说中写过一个叫“苏白”的女子,经历与苏青一模一样:性情泼辣,曾写了篇自传体小说《离婚十年》、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中写道:“对于苏白,说老实的,我已渐渐着迷。她是南京伪府陈(暗指陈公博)的一碟青菜,却是我的山珍海味。……总之,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我决定弄个房子。……周君先带我去看看,我又带苏白去看看,中意,一个晚上,就住进去了。”
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上校”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房子空着没有用,不如送给我去住了吧。女人大都是贪小利的,我也自然不能例外,嘴里尽管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心里也不免觉得高兴……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他欲语又止,我含笑凝视着他,等他说出话来,最后他这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说道:“那房子……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所以……只得……对他们说……说……你是……”
“说我是怎么呢?”我恐怕房子有问题,不禁焦急地问。
他俯首不语,半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
我骤然觉得脸热起来,把眼光移开,他却独自微笑了。
小说中的苏怀青以为谢是真心对她,以身相许,结果发现谢只是逢场作戏,后来谢给了苏一笔钱,潇洒离开。苏怀青相当拮据,接受了谢上校的钱,发出感叹:一个男人要一个女人是因为钱,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割断关系也是因为钱,出了钱便可以洗清罪恶,就此永远无愧于心了。
现实中的苏青,则是被姜贵玩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