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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许多知识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苏青却固执地留了下来,对友人的邀请她一一谢绝,说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也报了名,想通过学习在新政权里谋一份新的职业。
鉴于她的“历史问题”,文化局没有录取她,后来还是夏衍出面说项,苏青才得以进入学习班。
苏青有着深厚的国文功底,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此后的几年年,苏青兢兢业业,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越剧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因为“苏青”这个名字实在让剧团觉得尴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场场爆满,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苏青少了昔日的傲气,默默接受了生活带给她的一切,曾经风头无两,何必在乎现今点滴浮名?在敏感的时代,什么都是浮云。可惜收敛性格并没给她带来好运,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更好地塑造司马迁的形象,真诚地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接着,1955年爆发了“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有人在贾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等到查清她的确与贾植芳只是在做学术上的探讨,在监狱待了一年半的苏青才被放出来。
接下来的历次运动,苏青更是饱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向自己的几个孩子求助,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苏青的大女儿李崇孟生活在温州,从小是祖父母养大的,对苏青感情较冷漠;二女儿李崇善,苏青很不喜欢她,心情不好时经常拿她当出气筒。李崇善对母亲也没有好感,成年后到国外读书,再也没回来。
三女儿李崇美与苏青很亲密,一直跟在母亲身边。苏青唯一的儿子李崇元十几岁就被迫离开母亲,在外地当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摆地摊。
苏青一天天衰老,身边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每当女儿去上工,小外孙上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扶着支离的病体,侍弄几盆花草,消磨残年。这时她几乎和外界隔绝,平日里来看望她的,只有当年《女声》半月刊(1932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王立明所办)的主编王伊蔚老人。
苏青也常写信给她,语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也许上苍可怜这个乱世才女,苏青步履维艰地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苏青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每》,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曾在《归宿》中说:
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苏青身后萧条,火化时,仅有几个子女与亲人在场。三年后,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孙去美国,带走了她的骨灰盒。
张爱玲的作品被后世研究者从故纸堆翻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蓦然发现,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个才女名嫒,叫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