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曾国藩修身十二法),接着再看更方便。
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小心为事的功夫最终能使人保身成功。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只有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新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渡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新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清廷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訢知道中南战场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这期间,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新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发布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又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希望太后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这种行为看起来很虚伪却是聪明过人。正是这种拿捏别人心理,小心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终能保身成功。这教给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烦忧又能达自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