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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裁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