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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见此情况我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以免打搅。夏公平躺着衰弱地说：
“有一个担心……”
我连忙凑过去，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他继续说：“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么？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我感到惊讶。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夏公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文学事业。
他的离去也是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他清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发了点脾气，摔了一样器皿。
于是他自觉不对头，找了子女来，从容地、周到地、得体地吩咐了后事。他说，在他九十五岁生曰的时候有关方面搞的活动，对于他有一个评价，除去溢美的水分，他自己还是满意的。他希望自己走了以后，不搞什么活动，把骨灰撒到他的家乡——浙江——钱塘江里。谈到料理后事的时候，他还提到了陈荒煤与王蒙的名字。两个小时以后，他昏迷过去，从此再没有苏醒过来，直到春节休假过后上班的第二天，他溘然长逝。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走也是清清白白地走的。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缘分，以阴历计算，我与夏老出生在同一天，即重阳节的前一天——阴历九月八日。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夏老住过的。他在九十年代初期还特意来他的旧居——我的也已经不算新的房子来看了看。
也许在他走了以后，人们会愈来愈感到他的可贵。中央领导，各部门领导，文艺界，各省市各地方，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由衷地缅怀夏公，真情流露，涕泪交加，使你觉得人心不死，民气昂奋，冥冥中有大道大义存焉。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远远不是全部掉进了钱眼里。中国的事业正是大有希望。
许多年轻的与不年轻的文艺家都喜欢到夏公那里去，与他交往 令人心旷神怡，温馨而又超拔，光明而又通达，锐利而又沉稳。特别是对年轻人，他是那么充满爱心。我们常常讲营造如坐春风的气氛，在夏老那里，才真是如坐春风呢！环顾四周，常有老、中、青的“代”的隔膜，包括我个人有时也为之所苦，不承认隔膜也许更说明隔膜之深。但是想一想夏公，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思想境界与是否具备应有的长者风范。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了。是的，他聪明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永葆本色而又绝不任性，不苟同更不知道什么叫迎合讨好，不自得也不会被什么大话牛皮吓住。他是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于亲切中见极高的质地。毛泽东有所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说，说是说了，真正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我谓夏公是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入。夏公的性格是一种美，夏公的人品与智慧实在是充满了魅力。他的去世令我万分悲伤，但是一旦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谈吐识见，我不能不发出会心的满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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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沧州市文联主席魏新民特意买了一本《尴尬风流》捧到王蒙面前：”王蒙老师，请您签个名吧。”他接过书，只翻了几页：“哎呀，你这书是盗版，我不给你签。”
“不是盗版，怎么会是盗版呢？”魏新民显然有些着急。
“怎么不是？一看就是盗版。有错别字吗！不签，盗版书我不签。”
“我是从书店里买的，不会是盗版的呀！”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原价，原价买的。”
“真是原价买的？”
“是的，的确是原价买的呀！”
“哦，是这样啊，那我给你签了吧。”
还有一件事，更能反映出王蒙的机智、幽默、豁达、智慧。上世 纪80年代，在《无名文学》组织的“朝花诗社作品研讨会”上，王 蒙正在激情地讲话，突然，停电了。他用指头轻轻弹了弹麦克风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刚刚想转身走下主席台，电灯突然亮了， “哦！”他接着上句说：“似曾相识电归来”，于是演讲继续。